地兼并。均田制下的土地制度是国有和私有两种成份的拼凑体，也就是说这种土地制度同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形态，且公私并立的格局历代沿袭。土地私有成份的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土地买卖的现象。北齐时，土地买卖的现象就非常严重。随着私有土地的扩大，到唐代不仅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也可以买卖，且合法化。这从唐初均田令中可以得到证明：“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狭乡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不在限制范围内。这些法令就使得土地非法买卖与合法买卖一样，与日俱增，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均田制败坏殆尽。??

    最后，农户逃亡人口变迁也是导致均田制瓦解的一项重要因素。均田制的顺利实施需要有详尽的地籍与户籍作保证，记录每户耕地的还授情况。但唐中叶以后，战争频繁，动乱不堪，所有现行制度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地籍与户籍大多被战祸毁掉，豪强乘机侵吞土地，造成“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

    均田制终于在唐德宗时彻底瓦解了。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对土地买卖限制的放松，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是均田制隳坏的直接原因，其隳坏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均田制本身的土地国有性质与封建社会时期生产资料总体（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性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欧阳修所谓的“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一语道破了均田制瓦解的实质。由此可知，均田制瓦解了，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必将难以维持。??

    （二）租庸调制破坏??

    租庸调作为重要的税制，自武德二年（619年）颁行迄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实行之前历时160余年，其主要内容如下：1、“课户每丁租粟两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两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得过五日）”。2、“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3、“凡丁户皆有优復蠲免之制，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致应者，则加优赏焉。”陆贽将租庸调法归纳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由此可见，租庸调法是建立在均田制维持不坠、户籍清楚确定这两个基本条件之上。其中“户籍确定”又是保证均田制有效运作的先决条件，一旦均田制遭破坏，租庸调法也必随之崩溃。??

    （三）两税法的产生??

    安史之乱的破坏使唐政府“府库耗竭”。而在安史之乱的同时，全国的大小起义不断，南方有袁晁、方清等大规模的起义；北方的小股农民起义也层出不穷。加之藩镇割据混战，唐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政权随时有崩溃的可能。在此形势下，唐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财政来源。在制定新税制的过程中，他们看到自唐初实行的地税一直比较稳定。唐初除实行租庸调制外，还有两种附加税，即户税和地税。其中“地税”是指贞观二年（628年），唐政府命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中宗以后，国家财政日益拮据，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政府的亏空。就这样义仓粮成了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收，连名称也改为“地税”。到天宝年间，地税和户税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成为向两税法过渡的先声。终于在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在户税和地税的基础上制定了两税法，在全国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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