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长安。中央政府抽调河西、陇右及北庭、安西四镇的精兵强将东进平叛，护卫京师。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战和政治妥协，“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后广德二年公元764又有仆恩怀恩造反，又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命监军柏文达率军解救京师之危。
唐朝的两次大的内乱，在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协助下，终被平息下去。
然而，随着唐朝内乱的平息，河陇地区却逐渐被吐蕃所占领。安史之乱期间，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精兵被东调，河陇地区空虚，因而“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数十州”。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吐蕃陷威戎、神威、武宁、宣威、金天、天成等军和定戍等城；第二年，又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漠门等军；宝应元年公元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至此，“陇右地尽失”。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吐蕃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占沙州，贞元七年公元791，攻陷西州。
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被吐蕃占领。广德元年，吐蕃控制了河陇地区后，曾一度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逃。虽然十三天后，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但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安史之乱”及仆恩怀恩造反而两度抽调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突出了河陇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又可以看到节度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节度使设置的初始目的是防止少数民族进犯，保障边境安全与稳定，其性质是纯军事性的。在初期，节度使也的确起着军事作用，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可是，到了后期，节度使集地方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藩镇割据也由此产出，大唐也形成了外强中干的政治形势，加剧了大唐的衰亡，“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清末史学家赵翼曾说：“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不说别人，就说李曜，若非在河中时财、政、军三权齐掌，哪里有机会西进长安，继而成为“关中王”，控制朝廷，威震天下？
可见节度使的设置，在后期不仅没给唐朝边境带来安定，相反，却使唐朝内部陷入动乱，从而引发了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争斗，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的命运，“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这是从整体上来看，节度使设置的负面影响。
仍说河陇地区，在被吐蕃占领后，河西、陇右节度使也随之消失，虽然在瓜州人民起义首领张议潮收复河陇后，唐朝又恢复了河西、陇右节度使，但此时唐蕃双方的势力都走向了衰败，已经无力为河陇而争战，所以河西、陇右节度使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相反却形成了一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历史上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在河陇地区，陆续出现了三个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即瓜洲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蕃汉联合政权，实际上也间接地加速了唐帝国的灭亡，更使河陇地区陷入地方割据政权的状态。至此，大唐的“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也就失去了其实际意义。
总而言之，唐蕃之间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到长庆会盟公元821，进行了长达170余年的争夺，双方争斗的焦点多数情况下是河陇地区，由于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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