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这为沙陀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入援京师。李友金行至绛州，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谓监军陈景思：“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17]遂又返回代北。半月间，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李友金又对陈景思说：“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陈景思“然之，促奏行在”[18]。
李友金为李克用的“族父”，他从行至绛州又返回代北，从兵力不足“未可轻进”到“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最后不得不请李克用父子出山，都是打着为唐王朝平“乱”的幌子。然而李友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却很值得怀疑。王夫之说李友金在广明元年六月降唐时，就是李克用“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19]，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不过，李友金希望沙陀势力再度复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利用为朝廷平“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聚集力量，最后又名正言顺地请李克用出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李克用父子“雄武之略，为众所推”，所以他把沙陀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克用父子身上。而李克用也没有辜负这位“族父”的期望，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五代沙陀三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中和三年(883)五月,李克用因镇压黄巢之功被唐朝廷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河东为基地展开了他们的霸业，而代北集团亦在河东形成了它的最后格局。
唐末五代时期的牙军和作为藩帅的各王朝的始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建王朝时，他们是集权力量的核心。李克用虽未及创建王朝，但却直接导致了后唐王朝的建立，他的统治力量的核心无疑亦是牙军。
李克用的牙军，明确载入史册的有义儿军、决胜军、铁林军、横冲军、突骑军、亲骑军、突阵军、五院军、飞骑军、雄威军、厅直军、万胜黄头军、匡霸军、飞腾军、马前直军等等军号。牙将有李克修、李克恭等46人。除此之外，象康延孝、张廷裕、何怀福、阿登啜（杨光远父）、郭绍古、杜汉徽、安怀盛（安叔千父）、史敬思（史建瑭父）、臬捩鸡（石敬瑭父）、杜堆金（杜重威父）、王思同、刘琠（刘知远父）、周密、安福迁、安福顺、安福庆兄弟以及安金俊、安休休等，亦都在李克用军中任职，而且如史敬思、安金俊、安休休、安福迁兄弟等，都是有名的军将。
若是一一细看，则可看得分明：李克用统治集团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即代北人、河东人和其他外来人员。河东人虽然接受了李克用的统治，但在李克用麾下并不受重用，外来人士更次之。真正最受李克用倚重的，正是代北人。
代北人作为李克用“代北军事集团”核心中的核心，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沙陀三部族；二是五部之众；三是代北汉人。
先说沙陀三部族。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率领5000人入援京师。《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所谓“沙陀诸部”，即沙陀三部落。他们后来都跟随李克用进入河东，成为代北集团的核心力量。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宁三兄弟、杨光远之父阿登啜、刘知远之父刘琠以及郭绍古均为沙陀人，康义诚为代北三部落人，安怀盛为沙陀三部落人，这些都是明确的。此外，史敬思，《全唐文》云：“大王父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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