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农，做为补充性的劳动人手。大多数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比如李曜家中田庄的雇农，李曜一声令下，他们就得去铁坊帮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当公道的东家，不仅发钱，还发奖励，因此那些工匠学徒才会那么轻松地被李曜调动起来，干劲十足。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性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公元780年杨炎上书唐德宗，提出实行两税法的计划，获批准后开始在各地推行。
两税法征收的对象是户税与地税，户税与地税唐初就有，但没有制度化，现在加于法定，以代替租庸调。赋税分夏秋二季征收，故名“两税法”。主要内容据《新唐书·杨炎传》载，有以下几点：一是量出制入，中央政府作出一年财政预算，根据预算总额摊派各地征收。二是不分主户客户（逃亡外地居住的户），以居住地登记户籍。不管丁男中男（即不管年龄大小），以财产多少定户等（9等），按户等征收不同的税（户税）。三是两税分夏、秋二次征收，夏税限于六月，秋税限于十一月。四是租庸调及杂税一律取消，但保留丁口登记的册子。五是田亩也收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全国垦田数字作标准，平均征收（田税）。六是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收税。
两税法以财产（包括田亩）多少为标准收税，多少减轻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负担。改变了安史之乱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有了比较统一的税制。改变了过去不问贫富、只问身丁的现象，“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相对比较合理。同时也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以后的税制改革开了先例。
但是两税法也有严重弊病，它不仅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反而使之加剧。而且两税法的税额是钱，但要以实物折合上交，这给各地官吏的贪污有机可乘。再有就是，两税法实行不久，统治者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等同于征收了双重赋税徭役，百姓负担甚至更加沉重。
除此之外，作为后世人，李曜特别关注唐朝的商业发展。
唐前期，北方有许多商业中心，安史之乱中大多毁于战火。而南方的商业城市日益增多，南方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在各商业城市中，夜市己很普遍。王建有诗《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还有《送友游吴越》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都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商业城市中夜市的繁华。
在许多商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还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草市”、“村市”。它们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时期南方商业的发展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即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飞钱”的出现，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古代商品经济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进步意义。
另外，在各商业城市还出现了邸店——货物寄存处。柜坊——存钱，类如银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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