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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