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对佛学有极深功夫，故积累了对佛教的深厚学识与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在中年参预政府要务时曾一度淡薄，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以后，复又浓烈起来。南迁为官，处事仍用儒术，思想情趣则更多转向佛教。

    他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于时更喜读佛经，乐与僧人交游，自谓“事佛而佞”，因是而有《曹溪》、《南岳》诸碑之作。他对于老庄百家之学都有好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不赞成将孔老对立，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佐世。”《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学文除读儒经外，“《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天爵论》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则其自然观采自道家，与王充同。他着《种树郭橐驼传》，欣赏“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着《蝜蝂传》，讽刺贪取高位厚禄而又不思危堕之戒者，有如贪积之蝜蝂一样，不免落得可悲下场，这是道家“炎炎者灭，隆隆者绝”的思想。

    柳宗元被贬官后，因无烦务而用闲暇大量读书，《与李翱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正是在这样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他贯通三教百家的胸襟和才能。由于身处逆境，他更加亲近佛教，不仅用以解脱精神上的苦闷，亦能对佛学本身诸多问题及其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有深度的见解。

    柳宗元认为佛教有正宗，有流失，诸派纷陈，而道归于一。《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说，佛教流传中国后，“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云：“佛道逾远，异端竞起，生物流动，趋向混乱。”《龙安海禅师碑》谓佛法东渐，“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

    柳宗元记龙安海禅师之言：“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柳宗元极不满禅学之纷乱流荡，称颂龙安禅师“吾将合焉”的作法，即以马鸣、龙树之道为准绳，调和南北二称派，“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益实。”

    按柳宗元的理解，佛法与其流派是体用关系、一多关系，不可以分割，“推一而适万，则事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故应包涵混同。其时言禅者有忽视经教、空论禅机的倾向，柳宗元认为这是体用脱节的表现，他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指出，佛法备于经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盘’。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若弃经论而参禅，必“流荡舛误，妄取空语，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故应禅教并重。

    正是在这种包容贯通教内诸派的思想指导下，柳宗元对禅宗、天台、律宗诸宗派都表示了同样的尊重，对于各宗派里力主融会调和的高僧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为禅宗大师曹溪六祖、龙安海禅师等树碑立传。又赞美岳州圣安寺无姓天台大师为契得“极乐正路”，云：“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他又十分看着律宗，认为戒律为修持佛法者所不可缺少，“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于仁义者，不可以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以言佛。”他给扬州大明寺律宗作碑颂，辞云：“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穷经教，为法出世。化人无疆，垂裕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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