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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