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虽然挨了痛骂，却反而保护刘陶，说明政治风向已经变了。此时，桓帝对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

    汉桓帝不仅不打算惩罚刘陶，而且也痛感民生问题的确有必要尽快解决。不久后有人建议，东汉通行的五铢钱重量太轻，面额太小，导致物价高昂，百姓贫困，所以应该改铸大钱。汉桓帝对此很感兴趣，让“四府”的幕僚和太学生们讨论这个经济改革方案。刘陶立即上表反对，桓帝就放弃了铸大钱的计划，又封刘陶为南阳郡顺阳县的县长。

    刘陶无疑是东汉官场里的一个异类。他的几封奏折，生动地描述了东汉帝国在梁冀的统治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国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产的危急状况。如果东汉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马勉、公孙举这样的暴~动者只会越杀越多，而滕抚、段颎这样的镇压者却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历时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也必须尽快结束。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政权，汉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金钱。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开刀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仿佛是嫌自己倒台的过程还不够快，在永兴、永寿年间(公元153～157年)，梁冀一伙表现得更加多疑和凶残。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将耿承等大臣都因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继死于非命。刘陶能够逃脱梁冀的毒手，实在不可思议。除了汉桓帝的袒护以外，恐怕再无其它的解释。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58年7月13日)，东亚地区观测到日全食。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日食是重大天灾，有阴暗之物遮蔽太阳，通常说明君主被坏人蒙蔽了。日食发生时，全体朝廷官员都要戴着红色的头巾奔入皇宫，期待日食的尽快结束。日食之后，朝廷首要官员通常必须引咎辞职，皇帝还应当下大赦令。太史令陈授与小黄门徐璜于是联名上奏说，发生日食的责任只能由执政的大将军梁冀来负，他应该引咎辞职。梁冀听说后，便派人逮捕陈授，后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擅自杀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遗臭万年的结局，汉桓帝闻报后更是勃然大怒，从此坚定了要严惩梁冀一伙的决心。

    第二节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有给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间。洛阳所属的河南尹辖区在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万，分为21县，洛阳是其中之一，而郊区人口又明显多于城区人口。也就是说，在这辉煌的东汉帝国首都里，城墙内的常住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0万。当然，这些幸运的人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仆人。

    毋庸置疑，洛阳城内的生活是相当昂贵的，而其中最贵的莫过于房地产。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特别在经历过王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东汉社会对金属货币的信任度很低，真正为民众看重的财产是粮食、布匹与不动产，粮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货，可以称为“粮本位经济”。与其它城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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