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骚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里的“宫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争的局面，本来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如果两派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恶性发展，最终便会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

    -->>(第12/14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