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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