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来说，想要完全不犯错可真是太难了——因此上海黄包车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块大洋，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因为租不到车行里上过牌的黄包车，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没牌照的黑车，结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车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霉的时候，他甚至差一点去跳黄浦江。亏得在自杀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总政委的教堂里祈祷告解了一番，从而被胡总政委忽悠上了贼船，否则眼下还有没有他这个人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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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这两个人的凄惨遭遇，还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命运之不幸，那么接下来几个工人的叙述，则充分体现了民国时代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之残酷，甚至就连“抗日爱国”都成了剥削压榨工人的借口。
在闲聊中，一位纱厂的工人叹息说，原本通过大革命和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各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劳工保障条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萧条，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织业同业工会干脆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减少成本增加与外商的竞争力为名，公开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面对经济危机，纱厂的资方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前年的工资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资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资只有四角钱！中午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了，每个月的休假也没有了。请假一天就要扣一块钱！请假三天就要卷铺盖滚蛋！在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如今也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的口号中被恢复了，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的工！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其余时间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唤啊！”
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同时绘声绘色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末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奸卖国贼！”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摊了摊手，“……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那感觉真是仿佛大病初愈。更别提在有些时候，还要加班到每天十八个小时！当真是连走出车间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工钱却只给十二小时的！甚至还要打折，还要迟发！
我有个曾经一起扛枪的好兄弟，乃是一条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一个人打五个不成问题。谁知沦落到纱厂里干了才一年。一身疙瘩肉就掉了个精光，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走起路来好像踩高跷，整天咳嗽流冷汗，还是硬撑着做工，最后活活累死——死的时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
哎，在工厂里活活累死。都还不是最惨的。有些工友累出了浑身的重病，站都站不起来。实在是干不动活，却又一时死不了，结果就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可怜他们已经是连爬都爬不动，想要当乞丐都没有力气开口讨饭，只能就这么蜷缩在墙角，等着什么时候被饿死冻死，没有喂了野狗就算是运气……”
接下来，香烟厂的员工也抱怨说，他们的工厂最近改用了流水线作业，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工人数量却并不增反减，以至于一个人要负责好几道工序，还要连续工作至少十几个小时，一刻都不得休息。因此每个礼拜都有人忙中出错，被绞住头发或削掉手指头……而这年头的中国工人既没有工伤待遇，也没有意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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