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努力杀敌誓不饶……”
此外，领头的几个学生干事在洒出传单的时候，也不忘进行一段简短的演讲，基本上通篇都是指责南京政府“不作为”、“媚日”、“卖国”……可惜讲得没头没尾，王秋愣是没听明白他们的游行原因是什么。
难道还是在为东北三省的失陷而愤慨？这个……距离九一八事变，好像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年了吧！
王秋撇了撇嘴，拽过一张粗糙的油印传单看了看，才发现这是在反对日本人的“华北自治运动”。
——华北自治运动，又称华北特殊化、华北分离工作。起因是自从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一来，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直面日寇兵锋的冀东地区，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通州），“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尚铭因为没有对日本人言听计从，而被媚日当局免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大汉奸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开始积极提倡“华北特殊化”，企图把以工业重镇唐山为中心的冀东二十二个县，像伪满洲国一样分裂出来，由日本幕后操控。
因此，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即收买小部分汉奸，不顾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日爱国运动，对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斗争。然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那些吃洋饭，读洋书，信洋教的高等华人。早已习惯了弯着脊梁骨下跪，从来没有战胜外国人的决心，也没有要和外国人战斗的意图。更没有和外国人战斗的准备，居然声称要“以剿灭赤匪为重”，继续坚持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再撤换爱国官员、不停地丧权辱国。步步撤退。
而实际控制平津地区的小军阀宋哲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也是首鼠两端，既不愿意地盘缩水，又不想拼光了军队。日本方面又在抓紧做他的说服工作，想要让他变成第二个溥仪皇帝，来领导“华北自治大局”……最终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让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很显然。身在距离日寇兵锋不到一百公里的故都北平（当时通州已经被日军控制，四九城的出入咽喉被卡住）。看着膏药旗就在眼皮子底下猎猎招展，北平诸多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如今已是无法安心学习，纷纷像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一样走上街头，发出了一声声忧国忧民的悲叹，一句句慷慨激昂的咆哮！
面对一张张充满了忧愤、伤感和坚毅的脸庞，看着这一群群对残破祖国充满热爱之情的进步青年，王秋同学在起初也被这气氛所感染，只觉得胸腔中一阵热血沸腾起来，认为自己理应对他们表示一些敬意。
但问题是，当他仔细阅读过传单上的口号，顿时心凉了半截，变得一脸囧囧有神起来——什么“一月光复沈阳、两月光复吉林、半年光复全东北”，“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区区倭寇何足为患”……几乎全是书生意气的大话和空话而已，宛如白日梦呓一般。除了自己骗自己之外，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行性！
——拜托了，你们好歹也是这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要宣扬爱国精神，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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