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南京这套班子负责南方六省的治理，由此可见，南京六部一直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
而且作为留都，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守在国门的京师一但沦陷，南京立即就可以替补上阵，履行中央政府职能。
现在，已经确定北京沦陷了，皇帝大行了，天下人的目光立即便汇聚到南京，象吕大器这些官员，纷纷朝南京奔去。
国不可一日无君，很显然，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拥立新君，重新组织政权。
南京一时风云际会，暗流激荡，各部官员为拥立新君一事奔走忙碌，公私合议，一时却难有定论。
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当然首选崇祯的儿子来继位。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
大明朝如今风雨飘摇，急需一位君主出来充当精神领袖，不可能等找到崇祯的儿子后再立新君，就目前的情况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
按成例，挑选的规则一般是按血缘远近来考虑。光宗、熹宗都没有子嗣存世，那便只能从神宗万历皇帝这一代来考虑了。
和崇祯血缘比较近的藩王中，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亲孙子，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这三人是万历皇帝的儿子。
而潞王是万历皇帝的侄子，血统稍远。
但是，就当前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距离南京都很远，来回要好几个月，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本来拥立朱由崧是不应有争议的。
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东林党人却不忘去翻旧账了，正所谓做贼心虚，东林党人想起了当初的三大疑案；
这三大疑案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东林党炮制的，但东林党利用梃击案打击了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使老福王朱常洵失去了继承皇位的可能。
红丸案中，更是直指郑贵妃指使人给光宗皇帝下毒。进而把郑贵妃逼入了冷宫。
有这些旧事在，东林党人担心朱由崧继位之后，会找他们算账，于是乎，本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诡异莫测起来。
这时在籍的礼部侍郎、东林党大佬之一的钱谦益动作最快，此君最善于钻营，当初崇祯初立，就是他第一个把崇祯朝的党派之争推上**的，他当初想干掉温体仁，争夺入阁的名额。可惜自己屁股一堆屎擦也擦不干净，反而被温体仁给踢出的朝堂。
现在，钱大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首先联络丁忧中的雷縯祚积极活动，他们第一个找上了匆匆赶到南京的兵部侍郎吕大器。
要说明的是，吕大器这个兵部侍郎是京师六部的兵部侍郎，而且他身上还兼着江西、湖广、应天（南京）、安庆四个总督职衔，分量无疑是非常重的；
所以钱谦益第一个便找上他游说：“潞王是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当初福恭王觊觎大位，几乎酿成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畔三案。视吾辈俎上肉。”
这话的是对东林党内部人士说的，很真诚，没什么遮掩，不能立福王的理由只有一个。咱们东林党与朱由崧他爹有仇，立朱由崧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因此，不能立福王。
经钱谦益这么一游说，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
但现在拥立新皇不是东林党内部的事，以上不能立福王朱由崧的理由也能和东林党内人士说，对外肯定不能这么说，就是对史可法也不能这么说。
虽然史可法也属于东林党人，但这厮脑子一根筋，这么跟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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