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国学分两类：

    （一）进步性国学。

    （二）非进步性国学。

    这里的"进步性"是指某些学问或理论的性质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进步。什么叫进步？现在不能广义地把"进步"定义为什么"**"啊，什么"天人合一田园生活"啊。这些都太虚了，也就让酸腐的文人当成自淫的工具把玩一下。"进步"到现在只能有一种定义，就是世界的竞争力。一些学说或理论如果涉及到中国在世界的竞争力，能够或不能够让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上，这类学说和理论就是进步性的学说或理论。联系到国学，就叫进步性国学。而像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教学说，这都直接涉及到中国民族的进步性问题，都属于进步性国学。照我的意思，都是以批判为主，因为自从西学发达以后，中国的进步性国学给国人丢的面子太大了。

    而非进步性国学当然是指和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无关的学问或理论了。比如：艺术（包括绘画，，诗歌，音乐），饮食，服饰，养生，休闲等等这些方面的学问或理论。这类国学应该让它具有民族性。要好好保护，或继承或发扬光大。

    一个喜欢国学的网友，必须脑子里有这个起码的国学分类标准，才会真正把国学作为强国富民的工具。而不会因为越学国学越愚昧。

    国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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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释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1]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1]

    释义争议

    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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