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
“故社稷安宁，天下太平！”
这些话，韩维是说得义正言辞，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大宋朝历代以来，不断改革科举取士之法的脉络，就是冲着公平两个字来的。
罢行卷、废墨义，最终选择黜诗赋而用经义取士。
本质上就是为了扩大统治集团的代表性。
使大宋朝的士人来源尽可能的多元化。
如此一来，就可以从不同阶层取士。
当然，赵煦知道的，所谓公平，只是统治者们，对外的说辞，是表象。
不然的话，若真的讲公平。
为何不废锁厅试、别头试这些给衙内们开的后门？
若真的讲公平，唯材是举，为何要给选人套那么多枷锁？
又是循资，又是京削。
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寒门家的孩子，轻易改官挤进统治集团的核心。
更不要说，还搞出了一大堆的针对非科举出身的文官的歧视性制度。
所以，赵煦心里面非常清楚。
说到底，所谓公平是幌子，维稳才是目的。
是的！
老赵家连科举都当成了维稳工具！
元昊叛宋，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王师三战败北，被迫议和。
这才有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但庆历兴学运动却取得了成功！
为何？
因为，赵官家知道，再不维稳，把草莽里的豪杰纳入统治集团的话，迟早会有人发现——其实打进汴京，比考进汴京要容易。
张海、郭邈山，只是逃亡的兵士而已。
但他们一朝裹胁叛乱逃亡军士和盗匪合流后，就能转战大半个天下，搅的朝廷焦头烂额。
张海、郭邈山起义刚刚镇压下去，贝州的王则，又以弥勒下世的口号起事。
北方不消停，东南也不安静。
几乎就是在张海、郭邈山起义的同时，东南的海州，爆发了王伦起义。
彼时的赵官家是何等惊慌失措，朝臣们的震怖之色，可想而知。
欧阳修更是因此惊呼——强人一伙多过一伙，贼人一年强过一年。
言下之意就是——大宋朝再不改革，就要吃枣药丸！
为了不让朝廷吃枣药丸，就只能打开上升通道，尽可能的扩大取士范围。
就像张元、吴昊，让大宋朝殿试从此不再黜落士人。
经历了这些起义与暴动后，老赵家立刻解除了几乎所有在科举上的身份限制——只要父祖三代没有谋反作乱的罪行的人。
不拘是商贾、农民、工匠，还是士大夫，都可以参加科举。
其后的数十年中，更是不断在庆历兴学运动的基础上，修建学校，大兴教育，广取人才。
在张海、郭邈山起义之前的景佑五年壬寅榜，大宋取士三百一十人。
但到了张海郭邈山起事之后的庆历二年壬午榜，取士数字就飙升到了四百三十二人。
下一届，庆历六年的丙戌榜，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五百三十八人的高峰。
但，当朝廷绞杀了张海、郭邈山起义，平定了贝州王则之乱，又扑灭了王伦的起义后的皇佑元年已丑榜，取士人数滑落回四百九十八人。
到了太平的嘉佑年间，取士人数更是一路下跌。
譬如嘉佑二年，还取士三百八十八人。
但到了嘉佑四年，就只取了一百六十五人。
其后的嘉佑六年、嘉佑八年的科举，都徘徊在两百以下。
这说明了什么？
家人们，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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