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权力。
比如熊廷弼本身是个放牛娃、徐成楚是个穷到大脖子病的孩子，而范远山为了读书，不得不做个赘婿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家的概念也在被解构，除了皇帝之外，连世袭的武勋，如果不能打仗，也不能保证家族的权势，武勋失去权势，不是兴文偃武的结果，而是科举制度的结果。
科举制度催逼，在大明，除了皇帝之外，其他的绝大对数官僚，都是科举出身，无论文武。「大宗伯胆子还是小了点。」朱翊钧看完了前半部分，莞尔一笑，沈鲤还是不够大胆，大约和张居正差不多，敢说也只敢说半截。
这就涉及到了《阶级论》第四卷中帝制必亡。
科举制的出现，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连世袭武勋，只要几代弟子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势，世袭官这一阶级已经被科举制度所瓦解，只剩下了皇帝这个世袭官，这也是张居正要把皇帝单独列一个阶级的原因。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只要皇帝本人、皇权被革除，这套体系就可以覆盖全社会了。
事实也是如此，自孝宗之後，大明皇帝其实徒有虚表，并没有多少权力，尤其是自嘉靖二十一年，道爷开始神隐，一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归政之前，皇权被事实性的瓦解和解构。
但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科举选出来的人杰，为了治国选出来的官员们，当他们逐渐登上高位，身後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往往身不由己，更多的是在争名夺利，而非治国。比如杨博、王崇古等人，根本无法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而是被裹挟向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其核心就一句话，干活的人一定要会干活，通过层层遴选，位居高位者必定是最能胜任工作的人。
但考成法推行十年，最後选出来的的确都是循吏，可这些人，依旧是争名夺利大於治国，权力斗争，尤其是高层的权力斗争，成为了大明发展的阻力。
经过实践，张居正认定了皇权还不能放弃，至少眼下的大明，仍然需要皇权，万历九年开始归政，皇帝作为凌驾於一切之上的存在，对官选官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就是张居正给出的解决办法。
而沈鲤提到了另外一种构想，那就是和君父、君国一体相反的构想，那就是校国同构，丁亥学制建立了十八座大学堂，只要完善丁亥学制并且持续推广，新的时代，校国同构的时代就会到来了。「太子以为大宗伯所言如何？」朱翊钧看完了沈鲤的奏疏，询问太子对此的态度。
朱常治露出了思考的神情，他摇头说道：「儿臣以为，大宗伯有点异想天开了，万历维新，大明日新月异，大宗伯被这种繁荣盛景给迷花了眼，觉得所有事都必须要进步，哪怕是这种旁人不敢谈论的话题。」朱常治的意思很明确，大宗伯掉入了进步叙事陷阱，进步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的。
科举制既然催逼着权力不再被贵族门阀所掌控，甚至连世袭罔替的国公，也只能承担祭祀的职责，成为了大祭司，那更进一步，把唯一世袭罔替的皇帝也取代掉，就是进步，就是对的。
「士大夫从来都是如此，从一个坑里掉到另外一个坑里，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那问题是，谁来代表天下人行使权力呢？」朱常治明确反对这本奏疏里的构想。
校国同构，取代不了君父、君国一体，太子是个读书人，他不是个士大夫。
因为天下人之天下的叙事里，谁来代表天下人是个无解的命题，官选官只要管不好，就会陷入党争的困局，南北两宋，因为党争，敌人都已经包围京师了，还在党争，党锢为亡国之徵，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凌驾於官选官之上管理。
那谁来做这个凌驾一切之上的存在？十八座大学堂吗？还是十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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