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杀其力。」
「此后便成了我国家治河的第一等方略，谓之分流说。」
所谓分流说。
简而言之，黄河水势拧成一股实在太猛了，怎么挡都挡不住，只能多挖几条支渠，将河道分流，以削弱水势。
宋濂也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就是将黄河水部分引入旧淮河，部分引入新济河，各分一半，则河之患可平矣。
申时行在一旁插嘴道：「所以是宋文宪身陷胡惟庸案，牵连了此议，直到刘大夏手中才发扬光大？」
不光是皇帝，他申时行也一度误以为分流说乃是刘大夏首倡。
世人皆以为如此，那只能是工部有意不提宋濂的缘故一政治人物被打倒了，其国策很难不受牵连，潘季驯再度摇了摇头：「不必等到刘时雍，早在景泰四年十月，武功伯便以分流说，开凿广济渠，引黄河水北流注入卫河。」
「只不过————只不过此议乃是景皇帝首肯，所以工部对此事一般避而不谈。」
跟宋濂差不多的原因，只不过这位要更敏感一些。
历史太近，骂几句徐有贞软豆干就罢了，却还不到评价代宗皇帝的时候一尤其是相对正面的功绩。
众人吹着咸咸的海风，踩着湿湿的砂砾，一路闲聊。
朱翊钧和申时行不约而同地点了点，恍然大悟：「这么说朕就明白了。」
「当年，刘大夏是在徐有贞开挖分水河分流黄河水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取了黄河南岸分流、北岸修筑大堤的治河方略。」
「将分流之说，全面应用于黄河的治理。」
相比于被隐去的两例，刘大夏的举措被世人大书特书，皇帝和申时行自然再熟悉不过。
弘治二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冲入张秋漕河，影响了运河，给朝廷急得通宵开会。
刘大夏与白昂便建言，既然黄河北流严重影响漕运，而南流却只淹死一点百姓，那就干脆对北面严防死守，修筑大坝，而南面就主动炸开河道，分水南下。
孝宗皇帝虽然以仁德著称，但在现实问题前还是很现实的，当即批示。
不管南流北流，不扰运河便是第一流！
随即刘大夏便在中牟决河出荥泽阳桥以达淮、决宿州古汴河以入泗、疏月河十余以泄水、决口西南而开越河，最终使黄河这一段支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
对此，申时行也从士人的角度补充道：「刘时雍回朝后，孝庙亲自在午门外相迎，盛赞刘时雍临事有为，制水弭患，保漕安民，忘身徇国。」
「国史有载，刘大夏分流后，黄河安宁数十载。」
「其功莫大焉，百姓和河臣岂能不感念？」
分流思想在治黄实践中能够延续，在于它能够保持漕运得以进行，保证大明王朝国家机器持续运转。
相比于潘季驯的合流说，人家分流说是有实打实的功勋的。
这样看来，也不怪人家朱衡跟傅希挚唱反调嘛！
这才是祖宗成法。
潘季驯闻言，皮笑肉不笑，在寒风中单独露出了右脸的后槽牙：「那是申阁老只知其然。」
「嘉靖六年，总河左都御史胡世宁便上奏世宗，称黄河分流以来，南分二道、东南一道、东分五道，齐入漕河，而会淮。」
「今诸道皆塞，散漫横流，惟沛县一道通畅！」
「申阁老，你道是为何？」
这话显然不需要申时行作答。
在潘季驯看来，刘大夏治理之后的黄河，其决溢泛滥问题，分明更加严重！
由于河道的输沙能力与流速有关（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多开支流虽能分水势，但当黄河涨水处于冲刷阶段时，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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