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两级行政区划没有可行性，三级区划又容易在省级行政区形成地方割据，于是就开始在省级机构里面搞分权制衡。
宋朝围绕“路”这个机制，陆续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这四个互不统属的机构。
转运司负责财政，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审判，提举常平司专管榷场事务，安抚司负责军事。
四个机构统称四监司，他们都带有“监查”和“临时”的背景，也没有单独设立负责一路行政权的机构。
所以宋代的“路”不能算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有了三司加上监查御史，正式落实了三级行政区划，也正式落实了省级机构分权。将地方权力完全分成了四份。
布政使司，专管常规政务包括财政，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机构，也是宋代所没有的。
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狱和地方监督，监督其他的地方官员，监督水利、屯田、驿站、招兵、警备相关的工作。
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地方卫所，镇守地方。
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地方。
神洲的地方分权，是将地方权力做合理的拆分，是单纯的职责层面的分担和制衡。
是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导致的，不是同级别官员内部的斗争导致的。
同级不同类型官员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
所以相同机构的地方官，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
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
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
单就制度方面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
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
最后是分权制衡，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互相监督掣肘制衡。
但是制度的复杂化，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必须在廉洁、可靠、廉价、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
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
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
在三司层面，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
三司下属的府、州、县衙门，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
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当时的改造就并不彻底。
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设置了提刑官，但是后来又将其并入了原有的府通判、州判官、县丞身上。
通判、判官、县丞本来都是地方佐贰官，他们平时替地方主政官员分担处理部分常规政务，也用来制衡主政官员的权力。
当时不再允许主政官员审判，只允许佐贰官审判，结果就是让双方的地位变成了两头大。
甚至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佐贰官实权更大的情况。
这种倒反天罡导致的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崇祯不得不再次调整了主官和佐贰官的职责。
让通判、判官、县丞只管审判，其他政务全部交给知府、知州、县令。
结果又导致知府、知州、县令的权力过大，事务过多。
最后又再次搞职责拆分，让知府和通判都能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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