麽都管，地方官就会习惯於等命令。
出了盗贼，等军队来剿；缺了粮，等军府调拨；修路修桥，等军队派夫；甚至连断案，都要看驻军脸色。
这样久了，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只会变成军府帐房和传令吏。
这在战时也许效率很高，可放到天下治理里，就是灾难。
因为天下不是一个军营，百姓也不是战士。
比如说征粮。在先军制度下，征粮就是军府要粮，地方想办法，最後压力一层层压到百姓头上。
这种情况好像和田税差不多，但实际心理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田赋有定额，有期限，有帐册，有减免，有灾荒蠲免，还有不得额外加派的禁令，虽然一般也执行不到位。
但对於百姓来说，交税是某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天然就会服从。
还有徵夫。
军管时，修路、运粮、筑城、搬运，常常一句军令下去，壮丁便要上路。
这在战时没办法，可平时长期这样，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
因为他不知道什麽时候家中壮劳力会被拉走。
而常态制度下，这些其实就是徭役，但百姓却愿意接受了。
为何？还是同样一个原因，心理预期。
预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黄金更重要！
总说有恒产才有恒心，但有恒心才有恒产！
其实这就是管理的本质，管理就是管理人的预期，而好的制度就是让人心甘情愿去遵守。
其实赵怀安之所以要向天下国家转变，也是他已经从下面了解了众多的民众情绪。
赵怀安不是一个被理想冲昏头的人，因为他在两个人生的前六十多年，都是底层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到底是什麽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你让老百姓捐百万支持爱国，他双手支持！但你让他捐一头牛，那万万不行，为何？因为他真有一头牛。
现在大明这块就是这样的，以前日子苦的时候，大家一起苦，反正都是只能有一口饭留着，那上面要什麽就支持什麽。
但现在，情况变就变在，形势好了，地盘大了。
形势一好，老百姓手里有了余钱，就企盼更好的日子，你让他将自己努力攒下来的，再去全部支持上面，那嘴上愿意，心里是真不愿意。
而地盘大了呢，老百姓就对危险没认知了，也就是觉得和他没关系。
很简单，现在大明的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一带，这里面是打生打死，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有什麽关系？
所以你以支持统一天下为理由去征他们的税，他们能愿意？甚至他们还会觉得，为了统一要过得差，那不如不统一算了。
这种心态不是什麽素质不素质，道德不道德的，它就是人性。
你不能以个别的优势者为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因为天下人的情况真不一样。
已经吃上三菜一汤的，和那些才恢复秩序的，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强行要求如此，那就会动摇大明刚刚建立的民心和威望。
可反过来，要是将制度从先军制度向天下治理的常态化转变，那情况就不同了。
以税收的形式从各地收取钱粮，然後转头作为北伐的专用款，就成了一个不断刮肉却不痛的常态情况。
这和後世赵匡胤攒封桩钱一样，就是一点点攒下统一战争的本钱。
此外，常态治理还能把军队从许多不该管的事情里解放出来。
军队就是军队，它的本职是训练、守边、作战、保卫国家。
如果让军队长期管理地方，它表面上权力很大，实际上战斗力反而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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