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个让他们不安的事实：
这次，莱昂纳尔走得有点太远了。
《两世界评论》的斐迪南·布吕纳蒂埃在七月二十日的评论文章里写道：
【莱昂纳尔·索雷尔的新《鼠疫》虽然不像左拉那样把人交给遗传与环境，但也不像浪漫派那样把人交给激情与命运。
当然，它也不是一部宣扬无道德的作品。恰恰相反，它处处逼人思考道德；可它又拒绝告诉我们，道德从何而来。】
作为法国最有权势的批评家之一，他说话一向不留情面，不过对莱昂纳尔一直还算客气。但这次他实在忍不住了一
【里厄医生为什麽要坚守岗位？因为他是个医生。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简单到等於什麽都没说。朗贝尔为什麽最後选择留下？因为“他慢慢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这个解释太笼统了，笼统到不能算动机。
帕纳卢神父为什麽死的时候还抱着十字架？因为他是神父。这个选择太无趣了，无趣到所有人都知道他会这麽做。
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的理由仅仅是“他就是干这个的”，那文学还有什麽意义？】
斐迪南·布吕纳蒂埃把《鼠疫》放在十九世纪法国的传统里审视，发现它处处不合规矩：巴尔紮克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欲望：金钱、权力、女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是因为他看见了巴黎的繁华，是因为他穷过，是因为他的贵族亲戚抛弃了他母亲。
福楼拜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愚蠢：包法利夫人想浪漫，是因为她读了太多浪漫，是因为她嫁了个平庸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修道院教育给了她不切实际的幻想。
左拉写人，总要写透人的环境：热尔维丝堕落，是因为她穷，是因为她的男人打她，是因为她从小在酒精里泡大。
可里厄医生呢？他不纵欲、不愚蠢、不堕落，甚至不神圣。他就是一个医生，干医生该干的事。这算什麽人物？
布吕纳蒂埃最後写道：
【索雷尔似乎想告诉我们，道德不需要来源，责任不需要理由，人只要“存在”就够了。但这不是！这是向信仰宣战！】
三天後，儒勒·勒梅特在《辩论报》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布吕纳蒂埃先生问，道德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人自身而来。里厄医生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该做什麽，不需要共和国给他发勳章，不需要文学批评家来定义他的伟大。
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
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紮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麽”，只问“怎麽办”。
索雷尔的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麽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麽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後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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