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摸出一枚银元，买了两个冷馒头，就着铺子门口水龙头接的一碗凉水，一口一口地往下咽。馒头又冷又硬，噎得她直伸脖子，但她没舍得剩下一点碎屑。
吃完馒头，天已经完全黑了。
阿贝不知道今晚该去哪里。她听船老大说过，沪上有那种通铺客栈，几个铜板就能睡一晚，但她舍不得花钱。三块银元是她全部的家底，花一块少一块，在找到活干之前，她得把每一文钱都攥出水来。
她顺着马路往回走，走到码头附近的苏州河边，找了一处背风的桥洞。桥洞下面铺着些干草和破棉絮，看起来有人在这里睡过。阿贝把包袱枕在脑袋底下，蜷着身子躺下来，后背紧贴着冰冷的砖墙。河水在她脚边不远的地方流淌，发出沉闷的哗哗声，偶尔有一两声轮船汽笛从远处传来，在夜空中拖出长长的余音。
这是她在沪上的第一夜。
阿贝把脖子上的玉佩掏出来，攥在手心里。玉佩只有半块，断面参差不齐，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青白色。阿妈说，捡到她的时候，这块玉就挂在她的襁褓上，是大户人家才有的东西。她不知道大户人家为什么要把她丢掉，但她攥着这块玉，就好像攥着自己和这世界之间唯一的一根线。线的那一头连着什么，她不知道，但她不敢松手。
“阿爹，阿妈。”她对着玉佩小声说，“我到了。沪上真大。你们别担心，我明天就能找到活干。”
说完，她把玉佩塞回衣襟里，闭上眼睛。深秋的夜风从桥洞里灌进来，冷得她直打哆嗦，她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阿贝就被冻醒了。
她从桥洞里爬出来，在河边掬了捧水洗了脸，又把包袱里的蓝印花布衫子换上——那件在码头上蹭脏了，这件还算干净。她把头发重新编成一条辫子，用红头绳扎紧，对着水面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拍了拍脸颊。
“精神点。”她跟自己说。
这一天，她走了整整十二条街。
从苏州河边的杂货铺到法租界的洋行，从南市的绣庄到闸北的纱厂，她一家一家地问，一家一家地被拒绝。大多数时候，人家看她穿着土布衣裳，连话都不让她说完就挥手赶人。偶尔遇上脾气好点的老板娘，多问她两句——会不会写字？会不会算账？有没有保人？头两个问题她能答，到第三个，就只能低头。
太阳偏西的时候，阿贝走到了法租界边缘的一条小马路上。这条马路比十六铺那边安静得多，两边种着法国梧桐，落叶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地响。马路尽头有一家铺子，门口挂着块木匾，上面用朱漆写着“锦芳绣坊”四个字。
阿贝站住了。
那四个字她认识。在水乡学堂，先生教过的。更重要的是，匾额旁边挂着的两幅绣品她看懂了——一幅是牡丹，针脚细密平整，配色富丽堂皇；另一幅是鸳鸯戏水，用的是苏绣的平针技法，水面上的波纹一层叠一层，像真的在流动。
她的心跳快了起来。刺绣。她从五岁起就跟阿妈学刺绣，学了整整十一年。水乡的女人都会绣花，但阿妈教给她的不止是绣花——还有双面绣、打籽绣、盘金绣，还有一些阿妈自己琢磨出来的独门针法。阿妈说，这些手艺是她外婆的外婆传下来的，以前是给苏州织造府做贡品的。
阿贝深吸一口气，推开绣坊的玻璃门。
门上的铜铃叮当响了一声。店里光线很暗，四壁挂满了绣品，靠窗摆着一张红木大案，案上摊着半幅未完工的百蝶图。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正坐在案前低头配线，听到铃声抬起头来，摘下老花镜，上下打量了阿贝两眼。
妇人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绸缎旗袍，料子不算顶好，但剪裁合体，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了个圆髻，簪着一支银簪子。她的目光从阿贝的蓝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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