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出头的女人，瘦高个，永远穿一件深紫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可从来说一不二。她管绣庄的方式比沈家浜的老板娘严厉得多——绣错一针扣半天工钱，迟到一刻钟扣一天，连续三天完不成定额就滚蛋。但她有一个好处：公平。赏罚都摆在明面上，从不克扣绣娘的赏钱，也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贝贝在她手下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新来的“乡下丫头”变成了绣坊里公认的“快手阿贝”。

    但沪上的日子不仅仅是绣花。

    贝贝开始学沪上话。水乡的吴语软糯绵长，到了沪上却被码头文化和商业节奏磨得更快更利。沈家浜说“吃茶”，沪上说“吃茶呀”；沈家浜说“啥物事”，沪上说“啥么子”。起初她开口必脸红，因为绣坊里有几个本地的绣娘听她说话就笑——不是恶意的笑，是觉得这乡下丫头说话像唱戏，句尾拖得老长。贝贝也不恼，晚上躺在大通铺上，听着别人说话，在黑暗里无声地跟着学。她学东西快，嘴唇轻轻翕动，一遍遍纠正自己的腔调。一个月下来，她跟绣坊隔壁卖豆浆的阿婆说话时，对方问了一句“你是浦东人伐”——把她乐得不行。从“乡下人”变成“浦东人”，这就算是进步了。

    她也开始学着认路。沪上的路名又多又怪，什么“霞飞路”“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字她都认得，但拼在一起她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几次她下了工想出门转转，走不出三条街就迷了路，站在十字路口看着四面八方涌来的车和人，心里慌得不行，只能原路退回去。有一次她走丢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是巡捕房的华人巡捕帮她指了路，那人上下打量了她两眼，说“小阿妹，刚到沪上吧？别乱跑，这地方大着呢，走丢了可没人找得到你。”后来她学乖了，每次出门都在心里把路一点一点记下来——从绣庄到米铺是三个路口，米铺门口有一棵歪脖子的梧桐树；从米铺到杂货铺要经过一座红色的小铁桥；杂货铺对面是一家咖啡店，咖啡店里飘出来的味道很香，闻着能让人的舌头品出苦涩，不似沈家浜的茉莉花茶，也不像莫婶熬的草药。

    最让她头疼的是钱。沈家浜用的是铜板，一两百个铜板串成一吊，买米买菜都是拿铜板数。沪上用的是银元和钞票，一块银元能换多少铜板、一张钞票能买多少东西，每家店还不一样。她头一回去米铺买米，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掌柜的看了一眼说“小阿妹，你这张钞票是去年的，现在不流通了。”她愣在原地，脸红到脖子根。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看她可怜，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这次就收你的，下次别拿旧钞票来。”贝贝连连道谢，抱着米袋逃也似的跑了。从那以后她把银元和钞票分开放，每次花之前都要先问清楚价钱，再在心里算三遍才掏钱。

    这些事情看起来小，但每一件都像一个针尖，不致命，却扎得人生疼。她没有跟任何人诉过苦。给莫婶写信的时候，只写“沪上很好，绣庄很忙，老板娘很照顾我”，然后附上一张五块银元的汇票——那是她攒了大半个月的工钱，一分没留，全寄回去了。莫婶后来托人代写了回信，短短几行字里说着“阿爸吃了药咳嗽好些了”“家里的枣树发了新芽”“你在外头要吃饱不要省钱”——贝贝把信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把每个字都背下来了，然后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那块襁褓布放在一起。

    月底有一天，绣坊里接了一批急活，赶工赶到很晚。等其他绣娘都走了，蔡老板娘把贝贝单独叫到账房里，关上门，给她倒了杯茶。茶杯是细白瓷的，杯口描了一圈金边，端在手里又轻又薄，跟沈家浜那种粗陶碗完全不同。

    “这批活客人很满意，指名下次还要经你的手。”蔡老板娘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银元，推到她面前，“这是给你的赏钱。另外，从明天起你就不用跟学徒住大通铺了，搬到后院单间。”

    贝贝看着桌上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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