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看那幅《莲年有鱼》，连说了三个“好”字：“你这针法，镇上是独一份。别人绣鱼是死鱼，你绣的鱼鳞片会动。”阿贝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绞着手指。周掌柜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数了银元给她，又额外多给了一块：“这是客人给的红利，你拿着。”阿贝推辞了一下，最后还是收了。她需要钱，养父的药、理疗、船上的桐油，样样都要钱。

    出了绣庄，她在隔壁的杂货铺买了一包盐、一包糖，又给养母扯了几尺粗布做夏衫。买完东西，包袱里还剩下一块银元，她把银元攥在手心里，攥得发烫。路过镇口的茶馆时，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拐了进去。

    茶馆里人不多，靠窗坐着一桌，正说得热火朝天。阿贝在角落里坐下来，要了一碗最便宜的茶，竖起耳朵听。她认得说话的是东栅的老周头，一个黑瘦的老汉，脸上还带着伤，左眼眶乌青一片。他拍着桌子，声音嘶哑：“黄老虎说了，从下个月起，凡是下湖打鱼的，不管大船小船，统统交五成。不交的就把船拖走，人扣下。我儿子不服，跟他们理论，被三个人按在地上打，胳膊都打断了。”旁边有人问：“没人管吗？镇公所呢？”老周头冷笑：“镇公所的人跟黄老虎是一伙的，早通了气。告到县里？县里说这是民事纠纷，让我们自己协商。协商？拿什么协商？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床上，胳膊肿得跟大腿一样粗。”

    阿贝端着茶碗的手微微发颤。她低着头，把碗沿凑到嘴边，茶水是粗茶，涩得舌头发麻。她想起三个月前养父被打的场景：那天傍晚，黄老虎的人开着三艘柴油船围住他们的小船，说这片水域归黄老虎管了，以后打上来的鱼要交七成。养父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湖上打鱼，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的？”领头的人一挥手，七八个人跳上他们的船，抡起铁棍就砸。养父挡在船头，阿贝挡在养父前面，一根铁棍扫过来，她后脑一麻，眼前就黑了。

    醒来时养母在哭，养父躺在旁边，脸色灰白，右腿肿得老高。船被砸漏了，船篷塌了一半，网被割成了碎片。后来是邻居老赵头帮他们把船拖回来的，又帮着修了三天才勉强能下水。

    阿贝从茶馆出来时，雨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的，像针尖扎在脸上。她没有撑伞，就那样背着包袱走回湖堤。走到桑树林时她停住了，站在一棵老桑树下，雨水顺着桑叶滴在她头上、肩膀上。她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枚玉佩。半块玉佩，青白色的玉质，雕着半朵牡丹，边缘是断口，参差不齐。养母说，当年在码头捡到她时，这半块玉佩就揣在她襁褓里，用红绳系在她脖子上。养母说：“这玉是好玉，你亲爹娘怕是遭了难才把你丢下的。你收好，将来认亲用的。”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玉是凉的，贴着掌心的温度慢慢暖起来。她不知道亲爹娘是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她丢下。但此刻，她攥着这块玉，忽然觉得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生根，在发芽，在往上拱。她想起养父教她划船时说的话：“水再急，船只要顺着水流走，就不会翻。”可水流太急的时候，顺水漂只能撞上礁石。有些时候，得逆着水流撑篙，才能驶出自己的航道。

    她擦干脸上的雨水，把玉佩重新系在脖子上，贴着心口放好。包袱里除了药和盐，还藏着一幅她偷偷绣了三个月的绣品——一幅长卷，绣的是湖上渔家的四季，春捕银鱼，夏采菱角，秋收芡实，冬晒渔网。绣面有一丈长，她用一块粗布卷着，藏在包袱最底下。她打算把这幅绣品绣完，然后——然后去上海。

    上海有最大的绣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绣娘，有周掌柜口中那个“懂绣”的客人。上海还有更大的世界，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路。湖上容不下她撑篙了，她得去更大的水面。

    走到家时天色已暗。乌篷船上亮着一盏渔火，养母在船头架了小炉子，正在煮粥，看见她回来，站起来接过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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