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在地下停车场里站了很久。

    不是等车，也不是等人。就是站着。头顶的感应灯亮了一阵，灭了。他跺跺脚，灯又亮。亮了又灭，灭了又跺。反复了几次，自己都觉得可笑——堂堂市委一秘，大半夜的跟一盏声控灯较劲。

    他终于走了。没有开车，车还停在车位上，黑色的，擦得锃亮，像一口竖着的棺材。他步行出了地库，沿市委大院后门的巷子往外走。巷子很窄，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墙是老的，砖缝里长着青苔，摸一把滑腻腻的。

    他小时候在老家也走过这样的巷子。那时候巷子尽头是他外婆家，门口有一棵枣树，秋天枣子熟了，拿竹竿打，一打落一地。外婆就坐在门槛上笑，嘴里念叨：“慢点慢点，枣子又不跑。”一晃四十年，枣树早没了，外婆也早没了。他现在走的这条巷子，尽头没有枣树，只有一座二十层的写字楼，玻璃幕墙，一到晚上就黑黢黢的，像一块巨大的墓碑。

    韦伯仁在巷子中间停住脚步。他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没有存名字，就是一串数字，他盯着那串数字看，看了足有两分钟。然后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前走。

    这个号码是买家峻的。韦伯仁存了三个月，从来没拨过。不是不想拨，是不敢。拨了，就是一条不归路。不拨，他还能在夹缝里再苟活一阵子。可今晚不一样。今晚他看见解宝华上了那辆黑色轿车，看见常军仁进了买家峻的办公室，看见花絮倩的云顶阁熄了半边招牌。他觉得这座城市的每一盏灯都在重新排队——有的要灭，有的要亮。他自己这盏灯，再不挪地方，怕是连灭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人摘了灯泡。

    夜色最沉的时候，人心里那点算盘反而最响。

    韦伯仁回到家，鞋也没换，径直走进书房。他老婆在卧室里迷迷糊糊问了一句“怎么这么晚”，他嗯了一声，把书房门关上，反锁。

    书房不大，四壁都是书柜。书很多，大部分是崭新的，塑封都没拆——这些是摆设，给来家里汇报工作的下级看的。真正被他翻烂了的，是藏在书柜最底层的一个铁皮箱子。箱子上了锁，钥匙挂在他脖子上，贴着肉，洗澡都不摘。

    他打开箱子。里面不是钱，不是存折，是账本。不是正式的账本，是私账。密密麻麻的，手写的，每一笔都记着——哪年哪月哪日，谁在谁的办公室，谁给了谁什么东西，谁交代了什么事。他的字很小，小得像是怕被人看见，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韦伯仁在市委待了二十年。二十年里，他伺候过三任书记，四任市长。每一任的脾气、爱好、软肋，他都记得。每一笔见不得光的交易，他也记得。有人说他是一秘，有人说他是管家，有人说他是一条狗。他都不否认。狗就狗吧，狗至少还有口饭吃。

    可狗也有狗的底线——不能被主人杀了吃肉。韦伯仁翻到账本中间一页，上面记录着半年前的一次饭局。饭局在云顶阁，参加的人有解迎宾、杨树鹏、解宝华，还有两个他不认识的外地客商。那天吃完饭，解宝华让他先走，他走了。但他没走远，他在楼下车里坐了一夜，把每一个进出云顶阁的人都记了下来。

    他翻出另一页，上面记录着更早的一件事——安置房项目的招标会。中标的几家建筑公司，实际控制人全是解迎宾的关联方。招标文件是韦伯仁经手起草的，条件量身定做，精准得连标点符号都是解迎宾的意思。解宝华当时说这事是“特事特办”，韦伯仁信了。现在他知道，这不是特事特办，这是量身定做。他韦伯仁就是那个量尺寸的裁缝，量完了，解宝华验收，重重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可以，他就把自己缝进了一条死胡同。

    韦伯仁合上账本，闭上眼睛。眼前浮现的不是解宝华的脸，也不是解迎宾的脸，是买家峻的脸。那张脸年轻的让人嫉妒，也硬得让人害怕。韦伯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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