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说了一个地址，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窗外的风听了去。

    买家峻挂断电话的时候，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跳到了凌晨一点十七分。他坐在办公桌前，桌面上摊着一份安置房项目的审计报告，红笔圈出的数字密密麻麻，像一片疯长的荆棘。这份报告他已经看了三遍，每一遍都能看出新的问题来——不是他的问题，是报告本身的问题。数字在打架，日期在对不上，签名在互相矛盾。有人在账本里藏了一条尾巴，藏得不算高明，但够深。深到需要他拨开一层又一层的遮掩才能摸到那根骨头的形状。

    他拿起椅背上的外套，关了灯。

    走廊里很静。市委大院的夜班保安坐在值班室里打盹，电视开着，放的是深夜重播的新闻，声音拧到了最小，像一群蚊子在玻璃窗外撞来撞去。买家峻从侧门出去，没有惊动任何人。

    夜风裹着江水的腥味扑面而来。沪杭新城的秋天跟北方不一样，北方的秋是干爽的，一把风能吹透三层衣服。这里的秋风是湿的，贴着皮肤往里渗，渗进骨头缝里，让人总觉得冷得不痛快——不是那种能靠加一件衣服解决的冷，是那种从里往外透的、带着水汽的寒意。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话多的中年人，从后视镜里打量了他一眼，问这么晚了去哪儿。买家峻报了一个渡口附近的名字，司机噢了一声，说那儿可偏，这个点儿连个鬼影都没有。买家峻没有再说话。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风灌进来。风声在耳边的呼啸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基层工作时走过的那条土路，路两边是比人还高的玉米地，风吹过的时候叶子哗啦啦地响，像很多人同时在窃窃私语。那时候他年轻，不知道怕，一个人走夜路走惯了。现在他知道了——知道怕不是一种软弱，是一种警觉。怕让你竖起耳朵，让你注意到那些本该注意却差点忽略的东西。他在那场车祸之后就学会了这个道理。刹车片的尖啸、金属变形的闷响、安全气囊弹出的焦糊味——这些记忆被训练成了一套本能的预警系统，随时都在运转。

    出租车在渡口附近停下来。买家峻下了车，站在路边等了几分钟，确认没有车跟上来，才沿着一条石板路往河边走。

    沪杭运河到了这一段已经变窄了，水面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亮光，像一匹被人随手丢在地上的黑绸子。对岸有几艘货船泊着，船上的灯大多熄了，只剩一盏孤零零的桅灯，在风里晃来晃去，把水面上那个昏黄的倒影也晃碎了。河边的石阶被水泡得发了黑，长了青苔，踩上去滑腻腻的，带着一股腥甜的水草味。不远处的老渡口有一棵歪脖子的梧桐树，树干斜着伸向水面，叶子快掉光了，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上，像一群不肯走的鸟。

    韦伯仁站在梧桐树下，背对着他，正弯腰捡什么东西。听见脚步声，他直起身来，手里捏着一片梧桐叶，枯黄的，边缘已经卷了。他看了买家峻一眼，又低下头看那片叶子，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这片叶子我认得。上个月我来的时候它还绿着，挂在最边上那根枝子上。现在黄了。黄了就站不住了，风一吹就得落。”

    买家峻没有说话。他注意到韦伯仁脚边放着一个小布包，布包的形状不规整，像是装了几本书或者几本册子。

    “跟我来。”韦伯仁把梧桐叶放进布包里，转身沿着河岸往下游走。他不走大路，专门挑石板路中间隆起的那道脊走，走得稳稳当当，在月光下像一条踩钢丝的鱼。走了大概二百米，河岸上出现了一条旧木船。

    船不大，四五米长，乌篷半旧，船头的桐油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船尾用粗麻绳系在岸边的石桩上，绳结打得极讲究，是渔民常用的猪蹄扣——越拽越紧，解的时候得找准那个活扣。船篷上挂着一盏马灯，灯芯捻得很小，火光黄豆大，在风里簌簌地抖，随时要灭又始终没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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