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部长给解迎宾的公司特批过三笔干部培训经费，”韦伯仁说，“总金额四百万左右。表面上是培训经费，实际上是通过解迎宾的公司走账，最终流向了——”

    “流向了哪里？”买家峻的声音沉了下去。

    “流向了他在省里一个领导的家属账户。”韦伯仁的声音越来越低，“这事我也是无意中知道的。常军仁这些年，在干部任命上收的钱，不下这个数。”

    他伸出五根手指。

    买家峻盯着那五根手指，脑子里飞速转了几圈。常军仁。这个从调查一开始就站在他身边的老组工，这个在关键时刻帮他扛住压力、提供线索、甚至在常委会上拍桌子力挺他的老大哥——居然藏得这么深？

    不对。

    太顺了。韦伯仁交代得太顺了。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上来就把常军仁的底兜了个干净。而且他说的这些事，金额、渠道、流向，条条框框一应俱全，像是提前预备好的材料。真正的揭发，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真正的揭发，是零碎的、矛盾的、需要反复核实的。一个刚刚还在挣扎要不要自首的人，怎么可能出口成章、条理分明？

    买家峻心里猛地一沉。他忽然明白了——韦伯仁今晚过来，不是来自首的。他是来执行任务的。有人给他打了电话，交代了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让他把祸水往常军仁身上引。只要能扳倒常军仁，调查组的核心支柱就垮了。常军仁一倒，证据链一断，解迎宾的案子就成了孤案，再往上追，就没了抓手。

    好一招弃车保帅。

    “老韦，”买家峻慢慢开口，一字一顿地说，“你跟我说的这些话，要对真实性负责。虚假揭发、诬陷他人，罪加一等。你应该清楚。”

    “我不清楚，我敢说吗？”韦伯仁面不改色，甚至露出一丝苦笑，“买组长，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也知道我今天说这些，在你眼里是狗咬狗。可我是真心的。常军仁比我坏得多，他隐藏得也深得多。你查了我这么久，可你查过他吗？你调查过他吗？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每次关键时候，他都能给你恰到好处的线索？”

    这几句话说得很有煽动性。如果买家峻不是干过那么多年刑侦工作，如果买家峻心里没有那根时刻绷紧的弦，他可能真的会被说动。可他听着听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和常军仁第一次单独见面的时候，常军仁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系统里混了二十年，谁身上没沾过泥？重要的是你沾了泥之后，是洗干净了继续走，还是干脆在泥里打滚。”

    这话当时听来是感慨，现在想来是交底。常军仁在告诉他，他有瑕疵，但他有底线。他没有在泥里打滚。

    “我知道了，”买家峻站起来，“你交代的这些情况，我会逐一核实。在没有核实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沪杭新城，手机保持畅通，随时配合调查。”

    韦伯仁也站起来。他看着买家峻，眼神复杂，像是有很多话要说，最终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买家峻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他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脑子里把韦伯仁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重新过了一遍。常军仁收钱？常军仁给人通风报信？不对，逻辑上说不通。如果常军仁真有那些问题，他不可能把解迎宾的股权变动记录交给自己，更不可能给花絮倩发通行证、在常委会上公开站出来支持专案组。常军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实打实地在帮专案组。

    有人在搞常军仁。

    而且这个人很清楚，打蛇打七寸，对付常军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污蔑他经济上有问题。因为常军仁管了那么多年干部，得罪了太多人。随便抛出一个谣言，不用证据，就有一大堆人愿意相信。

    想到这里，他忽然拿起电话，拨通了常军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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