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一秒之内完成了如下判断:魏正宏亲自来了，说明松山机场已经被全面封锁。他带来的人不会少于二十个。机场外围大概率已经部署了宪兵，跑道两端会被重机枪封锁。他一个人，一把藏在腋下的勃朗宁手枪，七发子弹。他不是来逃的。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今天这次行动，能活着走出去的概率不到一成。

    他转过身。

    魏正宏站在候机厅的入口处，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宪兵。他今天没有穿军装，而是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枚青天白日徽章，手里拄着一根黑檀木手杖，整个人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务头子，更像一个来机场接老朋友回家的退休教授。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笑容不是冷的，反而是温和的，温和到让人毛骨悚然。

    “魏处长，”林默涵微微一笑，笑容从容得像是真的在机场偶遇了一位旧相识，“这么早来机场，是送人还是接人？”

    “抓人。”魏正宏拄着手杖慢慢走近，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沉稳的节奏，手杖的金属包头撞击地面发出更尖锐的声响，两种声音一前一后，像某种精心编排的打击乐。他在距离林默涵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用那种在审讯室里磨了二十年的目光上下打量他，“林默涵，我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从南京老虎桥到高雄港，从西门町的追逐到台中清泉岗的围捕，你跑了七年，我追了七年。今天这松山机场，就是你我的终点站。”

    林默涵没有动。他的余光扫过候机厅的每一个角落。三号登机口已经关闭，老太太的航班正在飞过海峡中线。二楼走廊上站了四个宪兵，手里清一色拿着***。一楼大厅的每一个出口都被封死了，玻璃门外能看到军用卡车的轮廓，探照灯的光柱把机场广场照得如同白昼。他腋下的手枪枪管贴着他的肋骨，已经被体温捂热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问。

    魏正宏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手心里，伸到他面前。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钱包，边缘磨损得厉害，缝线断了好几处，表面沾着泥巴和草屑。林默涵认得这个钱包——五年前他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一个姓赵的列车员帮他补过票，他的钱包在那个列车员手里停留了三秒钟。三秒钟，足够让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记住钱包里那张照片的内容。后来这个钱包，他在西门町逃跑时丢了。

    “你的钱包，”魏正宏打开钱包，里面是空的，只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露出豁了的门牙，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晓棠周岁。1946年秋。”“你的女儿，林晓棠。这张照片拍得很可爱，笑容也很灿烂，只是她长得不太像普通的侨商之女。所以我花了两年时间顺着这张照片查——南京、上海、杭州，最后在厦门找到了你的妻子。你在四年前托人从厦门转了一封信到南京老虎桥，信里夹着一片台湾特有的相思树叶。林默涵，你什么都算到了，就是没算到一片树叶会出卖你。”

    林默涵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伸出手，从魏正宏手里拿过那个钱包，动作很自然，像是在拿回一件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把钱包放回西装内袋，拍了拍，让那个位置重新变得平整。

    “谢谢，”他说，“这个钱包是我妻子送我的。丢了四年，没想到还能找回来。”

    魏正宏的笑容淡了一分。他见过太多被捕时崩溃的人、求饶的人、强装镇定但双腿发抖的人。但林默涵不是这些人——林默涵站在那里，姿态放松，呼吸平稳，眼角的皱纹里甚至藏着一丝如释重负。那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很平静。魏正宏忽然想到一个自己很不愿意承认的可能:这个人今天来松山机场，根本不是为了逃命。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自己来得太晚了，或者说，来得正是这个人计划中的最后一环。

    “情报传出去了？”魏正宏的声音变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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