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两头刮风，风铃响是常事。但林默涵在这种事上从来不会错——他在高雄潜伏的时候，有一次特务半夜摸进码头仓库，他隔着两堵墙听见了对方的脚步声，硬是提前三十秒转移了情报。那时候她还不信，后来不得不信。

    “我去看看。”她转身往楼梯上走，走了两级台阶，回头看了他一眼。火柴刚好燃尽，黑暗重新吞没了地下室，她在黑暗里站了一秒。这一秒被拖得很长——地下室的潮湿气息裹着老木头腐烂的味道，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风铃晃动的脆响，还有她的心跳声，跳得又急又重，像有人拿手指急促地叩着门板。

    她从那声心跳里听出了一个她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也许是最后一顿饭了。她走上地面，推开后厨与前厅之间的那道推拉门，站在柜台后面，目光扫过空无一人的咖啡馆，然后定在了门口的风铃上。风铃还在晃，但窗户关着，外面的树梢纹丝不动。没有风。她的手慢慢伸进围裙口袋，摸到了那把跟了她十年的勃朗宁手枪。枪柄已经被她的手磨得发亮，像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千百遍的鹅卵石。

    门开了。

    进来的是江一苇。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把还在滴水的黑伞，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他的表情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冷淡、克制，像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白纸。但苏曼卿注意到了两个细节：他的伞是干的，水是从伞尖往下滴，不是从伞面往下流。这说明他不是从外面走进来的，这把伞不是用来挡雨的，是刚才在外面站了很久，伞上的雨水已经干了，只有伞尖还戳在积水里。他站在咖啡馆门口，没有坐下，没有脱外套，甚至连公文包都没有放下。在一个大雨天来咖啡馆的人，不坐下、不脱外套、不放下公文包——他不是来喝咖啡的。

    苏曼卿的手在围裙口袋里把勃朗宁的保险栓轻轻推开了。枪身微微震动了一下，像一只被惊醒的野兽，在她掌心里低低地咆哮。

    “苏姐，有紧急情况。”江一苇的声音很低很急，“魏正宏的人已经查到这片区域了，最多半小时就会来搜查。地下室不安全，必须立刻转移。”他往前走了两步，公文包放在柜台上，打开，里面是一张台北市街区的布防图，上面用红笔标注了好几处哨卡的位置。苏曼卿低头看了看地图，又抬头看了看他，语气不紧不慢：“江秘书，你的伞是干的。”

    江一苇脸上的表情僵了一瞬间。那瞬间极短，短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但苏曼卿注意到了——她做咖啡馆老板娘做了六年，阅人无数，见过真的着急，也见过装的着急。真的着急的人，额头会出汗，瞳孔会放大，说话的时候语速会越来越快，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肾上腺素的分泌。装的着急的人，以上这些生理反应都没有，但他们会用一些多余的动作来弥补——比如提高音量，比如重复同一个词，比如把公事包打开又合上。

    “我刚才在对面屋檐下站了一会儿，等雨小。”江一苇说着把手从公文包里抽了出来。他不是空手抽出来的，指尖夹着一把极小极薄的匕首，刀身只有手指长，在咖啡馆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是淬过毒的。

    苏曼卿的枪比他的匕首快。勃朗宁从围裙口袋里拔出来只用了零点三秒，这是她丈夫周明轩教的——拔枪的时候不要想，想了就慢了。她扣动扳机，子弹穿透江一苇的右肩。他闷哼一声，匕首脱手掉在地上，刀尖戳进木地板的缝隙里，蓝幽幽的光闪了两下就灭了。他靠在柜台上，左手捂着右肩的伤口，血从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那张被他带来的假布防图上，把红色的标记洇成一团团模糊的墨迹。

    “你怎么看出来的？”他的声音沙哑，嘴唇已经开始发白。

    “你来的时候没有喘气。”苏曼卿说，枪口稳稳地指着他的眉心，“这种天气，从外面跑进来的人应该喘气。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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