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每一夜都像刻在骨头上的刀痕。
他下楼的步子不疾不徐，皮鞋跟踏在木楼梯上的节奏与“陈文彬”的性格完全一致，不急不缓，带着点商人的惫懒。
一楼店面里充斥着颜料的气味，那些从南洋运来的靛蓝、朱砂、赭石装在木箱里，与樟脑丸的辛辣混成一股奇特的味道。店员正给一个来买漆料的木匠称量虫胶。靠门口的位置，一个女人背对他站着，穿灰绿色碎花旗袍，外面罩着深色毛线开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低髻，用一根朴素铜簪固定。
她手里提着一只藤编手提篮，篮口蒙着蓝布。
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来。
林默涵的呼吸在喉咙里停了一瞬。
陈明月瘦了。颧骨明显地凸出来，下巴尖了，眼窝在店面阴翳的光线里凹陷下去，像一朵被雨水打蔫的白山茶。但她那双眼睛还是那样，温温的，润润的，像盛着一汪看不到底的水。
她也看见了他。
短暂的对视只有半秒，短到店员还没抬起算盘珠子，短到空气中的樟脑味还没来得及散开。
“陈老板，”她开口，声音里带着刻意撑起来的热络，“上次跟你说的那批煤粉，阿山帮你送过来了。”
林默涵微微颔首，脸上浮起恰如其分的客套：“辛苦了。到后面茶房坐。”
他引着她穿过店面后部的仓库。那些装着颜料粉的木桶堆成小山，只留一条窄窄的通道。他的肩膀擦过一桶靛蓝，灰蓝的粉末蹭在袖口上，像一片淤青。
茶房不大，一张杉木方桌，两把竹椅，墙上挂着商号执照和一张从南洋带回来的香蕉纤维挂毯。最里面那面墙后藏着通往地下小房间的暗门，但此刻不需要用。
林默涵关上门，顺便用脚把一块松动的墙板顶回原位。
房间里的光线昏黄，只有一扇天窗漏下来的光，像一条切割尘埃的斜线。
他们面对面站着。
谁都没有先说话。
然后陈明月向前迈了一步，又一步，第三步的时候她的肩膀开始发抖。她伸手捂住嘴，所有的伪装——阿山、煤粉、送货、客套——像潮水一样从她身上褪去。留在原地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假扮的，她的工作是亡命的，她刚刚从死亡和追捕中爬出来，而她唯一想见的人就站在面前。
林默涵伸出手。
他的指尖碰到她手背的时候，感觉像摸到一块冰。
“你受伤了。”他低声说。声音很轻，像怕把什么惊醒。
陈明月摇摇头：“已经好了。”
“腿。”
“好了。”
林默涵没有收回手。他的手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按了按，像在确认这只手还是温热的、活着的、属于他认识的那个陈明月。然后他松开，转身走到墙角的炭炉旁，把水壶放上去。
“什么时候到的台北？”他问，背对着她，机械地往壶里倒水。
“前天。”
“住在哪里？”
“万华，一个卖冥纸的寡妇家里。她丈夫去年被宪兵抓了，死在牢里。”陈明月顿了顿，“她不要钱，只问我一句：你是那边的人吗？”
林默涵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动作。
“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是。”
水壶坐在炭炉上，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苏醒。
林默涵转过身，靠在墙边，看着她。天窗的光落在两个人之间，像一条界河。河这边是他，河那边是她。四十一天的分离、逃亡、假扮与恐惧，在河水中沉淀成一层薄薄的沙。
“我不该让你一个人留在高雄。”他说。
陈明月抬起头，眼神里有一种温柔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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