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身。
“你这样会把对方逼急的。”
“我知道。”
“急了就会咬人。”
“我知道。”
“你知道还这么做？”
苏砚睁开眼睛，看着他。她的眼睛颜色很浅，在暗光里像两颗褪了色的琥珀。但里面有一种东西很亮，不是愤怒，也不是斗志，是另外一种。像是冬天早晨结在窗玻璃上的冰花，又冷又好看，但你不能碰，一碰就化了。
“陆时衍，你知道我父亲破产那年，我多大吗？”
陆时衍没有说话。
“十二岁。”苏砚自己回答了，“小学六年级。那天放学回家，家门口围了很多人。有搬家具的，有贴封条的，有拿着摄像机拍的。我妈站在客厅中间，什么都没拿，就抱着一个相册。我爸坐在门口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我走过去问他，爸，我们家怎么了。他没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说话。然后他把那根没点的烟扔在地上，站起来，走进去，对着那些搬家具的人说——”
她停了一下。
“他说，轻一点，别碰着我女儿的钢琴。”
落地窗外的城市还在闪烁。那些灯光不知道照在多少人身上，不知道温暖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冷落了多少人。
“后来呢？”陆时衍问。
“后来钢琴还是被搬走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一间出租屋，四十平米，三个人住。我爸妈睡卧室，我睡客厅。客厅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什么都看不见。我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我做早饭，我爸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什么也不说，就坐在那张折叠桌旁边看我写作业。”
“他一直看到我写完，然后把我的作业本拿过去，从头到尾翻一遍。他看不懂，但他每一页都翻。翻完了，说一句‘字写得不错’，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妈又起来做早饭。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
陆时衍把手里的茶杯放下。
凉茶在杯壁上留下了一圈褐色的水渍。他看着那圈水渍，想起了自己的导师。那个在他法学院第一堂课上对他们说“法律是穷人的武器”的老人。那个在他毕业典礼上拍着他肩膀说“别给法大人丢脸”的长辈。那个十年前在苏砚父亲公司的破产案中，亲手销毁了关键证据的凶手。
“我爸后来开了一家小超市。”苏砚的声音还在继续，“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门口，卖烟酒饮料零食。生意不好不坏，够过日子。他每天早上去进货，晚上盘账，周末也不休息。有一年春节，我大学放寒假回家，去超市帮他看店。来了一个老头，买了两瓶二锅头，付钱的时候盯着我爸看了半天，忽然说——”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说，你不是苏总吗？”
陆时衍的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
“我爸笑了笑，说，认错人了。老头又看了他几眼，嘟囔了一句‘真像’，拿着酒走了。我爸站在柜台后面，脸上的笑一直没掉。一直没掉。”
她把“一直没掉”这四个字说了两遍。
陆时衍听懂了。
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也见过那种笑。他妈被工厂裁员那年，提着东西去找老同事帮忙，进门的时候脸上挂着的那种笑。他爸被拖欠工资那年，大年三十坐在饭桌前，举着酒杯说“明年会好的”时候的那种笑。
那种笑不是笑。
是一种把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咽下去之后，嘴角自动形成的弧度。它跟快乐没有关系，跟勇气也没有关系。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在生活面前保持体面的习惯。
“所以我不能让。”苏砚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但很清晰，“我父亲当年让了一步，然后让了第二步，第三步，最后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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