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出租屋里。他不是不争，他是争不过。那些人比他狠，比他不要脸，比他懂规则。我不一样。我比他狠。”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骄傲，也没有愤怒。只是一种陈述。像在说“今天下雨了”或者“地铁晚点了”。
陆时衍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沙发很大，可以坐四个人。他们两个人坐在中间，中间隔着一只靠垫的距离。靠垫是灰色的，上面绣着一只白色的猫。猫的眼睛是两颗黑色的珠子，亮晶晶的，像是在偷听他们说话。
“你不比他狠。”陆时衍说。
苏砚转头看他。
“你比他难过。”
苏砚的手指动了动。
“狠的人不会记得那架钢琴。不会记得你爸翻你作业本。不会记得那个买二锅头的老头。你全都记得。记得清清楚楚，一个细节都不漏。这不是狠，这是——”
他停了一下。
“是怕。”
苏砚的嘴唇抿紧了。
“你怕你再让一步，又会回到那间出租屋。你怕你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东西，又被人搬走。你怕有一天你也站在柜台后面，有人认出你来，说‘你不是苏总吗’，你只能说认错人了。你不是在跟导师斗，不是跟资本斗，你是在跟十二岁那年坐在台阶上看父亲扔掉香烟的自己斗。”
客厅里很安静。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白纱被风吹起来，飘了一下，又落下去。
苏砚没有说话。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短，涂着透明的护甲油。这双手敲过无数行代码，签过无数份文件，在凌晨三点的会议室里画过无数张架构图。此刻它们安静地搁在膝盖上，像两只飞累了停在枝头的鸟。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陆时衍。”
“嗯。”
“你呢？”
“我什么？”
“你怕什么？”
这回轮到陆时衍沉默了。
白纱又飘了一下。城市的灯光透过那层薄薄的纱，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我怕来不及。”他终于说。
“来不及什么？”
“来不及证明他错了。”
他没有说“他”是谁，苏砚也没有问。他们都知道。那个在法学院课堂上说“法律是穷人的武器”的人。那个在毕业典礼上拍着他肩膀说“别给法大人丢脸”的人。那个在十年前签署了销毁证据文件的人。
“我进法学院的第一天，”陆时衍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一个农民，因为一亩三分地被开发商强占了，打了三年官司。从县法院打到市法院，从市法院打到省高院。所有人都说他打不赢。他没有钱请律师，自己买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开庭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法庭上，把法条一条一条背出来。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自己打官司。他说——”
陆时衍的声音微微发颤。
“他说，因为我相信法律。”
苏砚看着他。
“后来呢？”
“后来他赢了。开发商赔了他三万块。三万块，三年。算下来一个月八百块，还不够请律师的钱。他从法院出来，站在门口，对着那块牌匾鞠了一躬。我导师讲完这个案例，在讲台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说，同学们，这就是法律的意义。”
陆时衍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我那时候十八岁，坐在阶梯教室第三排，听得热血沸腾。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考进了法学院。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说话，替那些背不出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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