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的话，一起吃个饭。我那儿的供电是正常的，可以做饭。”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吃饭。
但这是陆时衍第一次用“我那”作为地点。之前所有的见面都在咖啡馆、餐厅、律所会议室、医院走廊——那些中性地带，可进可退，随时可以起身离开。
“家里”不一样。
去了，有些东西就默认了，承认了，收不回来了。
苏砚咬了一口茶叶蛋，蛋黄沙沙地化在舌尖上。她想说点什么，想用她擅长的商业谈判技巧把这句话挡回去，或者装作没听出弦外之音。但暖风机的温度正一寸一寸地融化她脚趾上的冰凉，陆时衍坐在对面，安静地等她回答，没有催促，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棵树等着另一棵树确认根系的方向。
“好。”苏砚说。
就一个字。她说出口的那一瞬间，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肩膀上滑落下去了。
陆时衍点了一下头，起身收拾桌上的空碗。苏砚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发现他大衣的后领上沾着一片细小的枯叶，大概是早上赶路时被风刮上去的。她想提醒他，但他已经走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地响起来。
她抿了抿嘴唇，把那片枯叶藏进记忆里。
以后再说吧。反正，好像不急了。
下午的董事会开得比预期顺利。
苏砚提出的境外资产结构调整方案以全票通过，这在半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董事会上总有一两个人跳出来质疑她的每一项决策，她必须准备三倍的数据和五倍的耐心才能过关。但现在不一样了。导师倒台之后，那些明里暗里牵制她的资本力量失去主心骨，开始各自溃散，像一根绷了太久的皮筋终于断掉，弹到谁算谁。
散会时，副总老周落在最后，等所有人都走了才开口。
“苏总，有人托我传话。”他推了推眼镜，表情有些微妙，“荣科那边的陈总，想问下个月能不能约您吃个饭。私人性质的。”
苏砚把笔记本电脑装进包里，头也没抬：“告诉他，我私人时间不处理公务。”
“他说不聊公务，就是叙旧。”
“我跟他没有旧可叙。”苏砚拉上拉链，语气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老周，你是自己人，我直说了——荣科上半年在背后挖我们技术团队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不代表我忘了。你回他，想吃饭可以，带着合作方案来我办公室吃盒饭。”
老周笑了一下，点点头走了。
苏砚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坐了一会儿。落地窗外，寒潮还没有退，天空是铅灰色的，低低地压在楼顶上。她想起几年前刚创业的时候，这样的拒绝是奢侈品，她甚至没有资格在饭桌上对任何人说“不”。那时候每个投资人都能对她的事业指手画脚，每个合作伙伴都能在酒桌上灌她三杯白酒，她必须笑着咽下去，然后去洗手间吐干净，补个口红再回来接着谈。
她用了七年，才换来今天可以说“不”的权利。
而陆时衍用了十年，才从导师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把曾经被迫弯下的脊梁，一节一节地重新挺直。
傍晚六点半，苏砚开车去陆时衍的住处。
路况很差，大风把路边的广告牌吹得摇摇晃晃，有几棵行道树直接横在辅路上，市政的抢险车闪着黄灯在清理。她堵在南环高架上，收音机里的气象主播说这是北临市二十年来最猛的一次寒潮，预计明天气温还会再降五度。
她给陆时衍发了条消息：“堵车，可能晚半小时。”
回复来得很快：“不急，汤还在炖。”
苏砚盯着那个“炖”字，嘴角无意识地弯了一下。这个男人的词汇表里有“起诉”“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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