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第一次在法庭上对峙的场景——那时候的陆时衍西装革履，目光如刀，每一个提问都像一枚精准的子弹。她当时想，这个男人太危险了。而现在，这个危险的男人正用那双曾经试图击穿她逻辑防线的眼睛，温和地看着她。
“好，”他说，“我陪你去。”
苏砚点点头，没有说谢谢。他们之间早就不需要这个词了。
出发那天是周六，陆时衍开着他那辆开了六年的黑色奥迪，载着苏砚驶出市区，沿着绕城高速一路向西。苏砚的老宅在隔壁城市的旧城区，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两层小楼，带一个逼仄的小院。自从苏远山去世之后，苏砚的母亲就搬去了南方妹妹家，这栋房子一直空着，只有苏砚每年忌日前后回来住几天，请人定期打扫，但从未想过出租或者出售。
车程两个半小时，苏砚大多数时间都看着窗外，不说话。陆时衍也不打扰她，只是在路过服务区的时候，默默拐进去买了一瓶她常喝的乌龙茶，拧开瓶盖放在杯架里。苏砚低头看了一眼，嘴角动了动，什么都没说，拿起来喝了一口。
有些事就是这样，不需要语言。陆时衍记得她爱喝乌龙茶，就像苏砚记得他审卷宗到深夜时必须在左手边放一杯黑咖啡，不加糖。这些细节像空气一样自然地存在于他们之间，不是刻意的温柔，而是真正把一个人放在心上的证据。
老宅的院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锁孔已经生了锈。苏砚从钥匙串上找出一把铜色的小钥匙，插进去拧了两下，没拧动。她又试了一次，铁锁纹丝不动，像是一个倔强的老头抱着胳膊挡在门口。
“我来。”陆时衍接过钥匙，没有直接去拧，而是蹲下来对着锁孔吹了两口气，然后把钥匙插进去，轻轻晃了晃，再一拧——“咔哒”一声，锁开了。
苏砚看着他，表情有些微妙：“你还会开锁？”
“这不叫开锁，这叫生活常识。”陆时衍推开铁门，回头看她，“锁孔生锈了，光靠蛮力拧不动，你得让它松松筋骨。这跟你公司里那些技术难题是一个道理，有些时候不是方案不对，是时机不到。”
苏砚跨进院门，踩在长了青苔的水泥地上，忽然说了一句：“你这张嘴，不当律师也可以去当哲学家。”
“哲学家不挣钱。”陆时衍跟在她身后，顺手把铁门带上。
院子不大，靠墙的位置种着一棵枇杷树，树干粗壮，枝叶茂密，看样子有些年头了。苏砚走到树下，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这棵树是我七岁那年，我爸种的。他说枇杷成熟的时候最甜，让我学会等待。”
陆时衍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没有接话。他知道这个时候她不需要回应，只需要一个听众。阳光从枇杷树的叶子缝隙里漏下来，在两个人身上洒了一身碎金。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苏砚在树下站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忘了时间。然后她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日的从容，但眼眶微微有些发红。她没有哭，苏砚这个人，好像天生就缺少哭泣的功能，她的悲伤从来不往外流，只往里吞。
“进屋吧。”她说。
老宅的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整洁得多，定期打扫的痕迹很明显。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里的苏远山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抱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旁边站着一个温婉的女人。陆时衍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没心没肺，和现在这个永远冷静自持的苏砚判若两人。
苏砚从储藏室里搬出一个纸箱，里面是苏远山生前的遗物：几本工作笔记，一沓泛黄的照片，一个旧的算盘，还有那张家喻户晓的便签，被塑封在一层塑料膜里。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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