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放到陆时衍面前，就像穿了别人的衣服，哪哪都不对。
她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酒店房间里对着镜子练获奖感言的时候，最后几句怎么也说不出口。那几句话是写给他的，可写在纸上的东西，念出来就变了味。
所以她把那张纸揉掉了。
现在她要说的，是一句没有被任何纸记录过的话。
“陆时衍，你是我遇到过最好的对手。”她看着他，路灯的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脸上画了一块块碎金，“也是我唯一不想赢的人。”
陆时衍的手还插在裤兜里，整个人靠在树干上，姿态懒散得像在自家客厅。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在法庭上永远冷静到让人发毛的眼睛，此刻有一点点湿，湿得很浅，浅到如果不是苏砚靠得这么近，根本看不出来。
“苏砚，”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你知道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吗？”
“打官司？”
“不是。”他摇头，“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说错最关键的话。当年薛紫英在机场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走。我应该说‘好’，但我沉默了三十秒。那三十秒里，我把想说的话在心里翻了八遍，每一遍都觉得自己说得不够好。等到终于想说的时候，她已经过安检了。”
苏砚愣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听到陆时衍主动提起薛紫英——那个曾被资本势力胁迫、在他和苏砚之间制造过无数麻烦的女人。在最后一战中，薛紫英以忏悔者的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然后独自飞往国外，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陆时衍从兜里抽出一只手，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距离，不到一寸，“重要的话，不许打腹稿。想到什么说什么，哪怕说得很烂，也比烂在肚子里强。我上次打输官司，是一桩很简单的合同纠纷，输了的原因就是我把结案陈词改了又改，最后改出了一个自己都不信的东西。”
苏砚看着他那两根手指之间的距离，忽然笑了一下。
“那你现在，想到什么？”
陆时衍收回手，沉默了一秒。
然后他说：“我在想，这棵树在这里站了少说也有五六十年。它看过好多人在这条巷子里走来走去，有的人来了又走了，有的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它看你爸来过，看你哭着把他赶走，看你十六岁一个人蹲在石凳上做作业，看你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跑过来对着空凳子念学校名字。”
他顿了一下。
“它等了你二十年，等你回来跟它说一句‘我赢了’。现在你说了。它听见了。你爸也听见了。”
苏砚抿着嘴，眼眶里的东西撑了很久，终于撑不住了。眼泪不是一颗一颗滚下来的，是整片整片地涌出来，像夏天的暴雨，一点预兆都没有。她没有伸手去擦，只是站在那棵银杏树下，让眼泪把自己最后那点所谓的“精致”彻底冲干净。
陆时衍没有给她递纸巾。也没有抱她。他只是站在她对面，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手心朝上，伸到她面前。
“走吧。回家了。”
苏砚看着那只手。这只手曾经指着她在法庭上说了四十分钟，把她设计的加密算法从头到脚质疑了一遍，气得她当晚对着镜子练了三个小时的反驳词。后来这只手帮她拎过电脑包，替她挡过一次记者的长枪短炮，在混乱中把她拉到身后。再后来，她把这只手的手感记住了——干燥，温暖，指腹有翻案卷磨出来的薄茧。
她把手放上去。
两只手叠在一起的时候，银杏树忽然抖了一阵，像被风猛地推了一把。金黄的叶子哗啦啦地落下来，落在石凳上，落在笔记本上，落在奖杯的底座上，落在两个人的头发和肩膀上。整条巷子都被埋进了一场没有预告的银杏雨里。
苏砚仰起头，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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