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站在新居的厨房里，对着那台双开门冰箱，已经沉默了三分钟。

    不是冰箱坏了。冰箱是好的，德国进口，压缩机的声音安静得像猫在打呼噜。问题出在冰箱里面——三层搁架，两扇门上的储物格，外加一个零度保鲜抽屉，全部被塞满了。塞满它的东西分两种阵营，泾渭分明，像两大强国在某个小国的领土上划定了军事分界线。

    左半边是她的。速冻水饺、速冻馄饨、速冻小笼包、速冻煎饼果子，外加三排功能性饮料和一箱即食鸡胸肉。所有包装都是冷色调，整齐划一，摞得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右半边是他的。新鲜青菜、土鸡蛋、手工面条、两块猪骨、一包干贝，还有一瓶她叫不出名字的酱料。所有东西都用保鲜袋分装好，标签上手写着购买日期，字迹工整得像案卷里的证据清单。

    苏砚盯着那条隐形的分界线，觉得它像极了一份合同——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权利义务对等，但谁都不想先越界。

    “看够了吗？”

    陆时衍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靠在厨房门框上，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西装外套已经脱了，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中段，露出一截因为在健身房举铁而线条分明的手臂。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嘴角有一个极细微的弧度，不是微笑，是那种律师在法庭上听到对方律师说错话时的弧度。

    他在看好戏。

    “你这个冰箱，”苏砚没有回头，“是在储存食材还是在做档案管理？”

    “你这个冰箱，”陆时衍啜了一口咖啡，“是在储存食物还是在囤积末日物资？”

    苏砚终于转过身来。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家居服，头发随意扎在脑后，没有化妆，但这副模样反倒让她看起来比在法庭上真实了许多——像一个刚刚打赢了一场硬仗、正准备好好睡一觉的普通人。

    可惜她睡不了。今天是他们搬进新居的第三天，也是“冰箱战争”正式升级的日子。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三天前。

    领完那个行业峰会的奖之后，苏砚和陆时衍做了一个在外界看来极其冲动、在他们自己看来极其合理的决定——搬家。不是搬进某个高档社区的独栋别墅，而是搬到了电子科大老校区附近一套普通的三居室。离那棵银杏树八百米，步行九分钟，骑共享单车四分钟。

    苏砚记得搬家那天，陆时衍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环顾四周，说了一句话：“这里能听见学校的上课铃。”

    她说：“嗯。”

    他说：“我喜欢。”

    她就没再问了。

    但是搬家之后的问题，是两个习惯了独居的人始料未及的。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苏砚的生活习惯其实很好，按时起床，按时工作，按时在凌晨两点关掉电脑。陆时衍的生活习惯也很好，按时晨跑，按时开庭，按时在睡前读半个小时的书。

    问题在于，他们的“好”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苏砚的三餐是功能性的。早餐一杯黑咖啡加一片全麦面包，午餐在公司食堂解决，晚餐——如果没有应酬的话——就是冰箱里那些速冻食品轮着来。她的逻辑很简单：吃饭是为了补充能量，能量的单位是卡路里，只要摄入足够的卡路里，吃什么都一样。

    陆时衍对此的评价只有三个字：“反人类。”

    他自己做饭。不是偶尔做，是每天都做。哪怕庭审开到晚上八点，他回到家里也要给自己下一碗面，面里要有青菜，要有鸡蛋，汤底要用干贝和猪骨提前熬好。他说这是“活着的底线”——一个人如果连吃饭都糊弄，那他对别的事情也认真不到哪里去。

    这个观点他在同居第一天就对苏砚发表了。当时苏砚正在用微波炉加热一盒速冻水饺，闻言抬起头，说了句让陆时衍噎了半天的话：“我糊弄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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