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
“那你原谅她了吗？”
陆时衍想了想，说了一句让苏砚有些意外的话：“原谅谈不上。但也不恨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在做噩梦了。一个会做噩梦的人，不需要别人再去惩罚她。”
苏砚低下头，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的动作很轻，轻到像是怕吵醒信封里睡着的东西。
“我想去看看她。”
陆时衍抬起头。
“不是兴师问罪。”苏砚说，“就是想看看——看看一个从风暴眼里逃出去的人，过得好不好。我们还在风暴里面，她已经在外面了。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很静，静得像一潭结了冰的湖水，水面以下有没有暗流，谁也看不出来。但他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苏砚从来不在正经事上开玩笑。她开玩笑的时候会用很正经的语气说很不正经的话，而她说正经话的时候，语气反而会很轻，轻到你以为她在聊天气。
“好。”他说，“我陪你去。”
一周后，雷克雅未克。
冰岛的首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十月初的气温在零上五度左右，比北京暖和。但他们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天已经全黑了。不是黄昏，不是傍晚，是像深夜一样浓稠的黑，路灯和车灯在这片黑暗里显得格外锋利，像是有人在黑布上用刀划了几道口子，光就从那些口子里漏了出来。
苏砚站在机场门口，看着头顶那片漆黑的天幕，说了一句：“怪不得她说天黑得很早。我以为她是在抒情。”
“她不是会抒情的人。”陆时衍把围巾递给她，“法学院出来的人都不太会抒情。她说天黑得很早，就是天黑得很早。”
书店在雷克雅未克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门面很小，夹在一家卖手工羊毛衫的店和一家卖古董地图的店中间，稍不注意就会走过。门上挂着一块木头招牌，上面用冰岛语和中文写着“风暴之外”，中文字是手写的，用的是和信封上一样的字迹。
苏砚站在门口，看着那四个字，忽然笑了。
“笑什么？”
“笑她比我们两个都诚实。”苏砚指了指那块招牌，“我花了半辈子才明白，风暴最大的谎言就是让你相信你必须待在它里面。她用一个店名就说明白了。”
推开门的时候，门楣上挂着的风铃响了。不是什么名贵的风铃，是用旧钥匙和贝壳串起来的，声音沙沙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抖落一片树叶。
书店里面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四面墙全是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中间摆着几把老旧的皮沙发和一张木头长桌，桌上放着一壶还在冒热气的咖啡。暖气的温度开得很足，和外面的寒冷像是两个世界。
薛紫英坐在柜台后面，正在给一本书包书皮。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头发比在国内的时候长了很多，随意地扎在脑后。整个人瘦了，但脸色比苏砚想象中好得多——不是那种保养出来的好，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干净，像是被什么很冷很清的东西从里到外洗过了一遍。
她看到推门进来的两个人，手上的动作停了。
就那么停了大概有五秒钟。剪刀还握在右手里，书皮包了一半，折角还没压平。她的表情经历了从错愕到确认到平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很短，短到如果不是苏砚这种搞过面部识别算法的人，根本分辨不出来。
“你们来了。”她放下剪刀，语气平淡得像是昨天刚见过面，“咖啡还是茶？”
“咖啡。”苏砚说。
“茶。”陆时衍说。
薛紫英点点头，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路过那排书架的时候顺手把一本歪了封面的书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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