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机在角落里，她用咖啡粉现磨了两杯，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盒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龙井，泡了一杯。动作很熟练，但手指一直在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习惯性反应，就像在暴风雨里开了太久的船，即使进了港，手还是会不自觉地握紧方向盘。
她把咖啡端给苏砚，茶端给陆时衍，然后在他们对面坐下来。三个人的位置很微妙——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那张旧皮沙发上，薛紫英坐在木头长桌的另一侧。之间的距离大概两米，不算远，但足够让每个人都保持完整的安全边界。
“信收到了？”薛紫英问。
“收到了。”苏砚端着咖啡杯，没有喝，只是捧着暖手，“你说你没有再做噩梦。”
“是真的。”薛紫英笑了笑，那种笑容很淡，像是在冰面上呵了一口气，“来冰岛之后就没做过。不知道是因为这里太冷了，还是因为离那边太远了。噩梦这东西也怕冷，温度一低它就懒得追了。”
“那你现在睡得好吗？”
“好。有时候太好，好到一天能睡十个小时。大概是之前欠了太多觉，现在要一笔一笔还回来。”
陆时衍端着茶杯一直没有说话。他看着薛紫英，目光里没有旧情，没有怨怼，只有一种像是在看一份尘封已久的旧案卷的审视。这种审视不带恶意，但也不带温度。
“为什么给我们写信？”他问。
薛紫英低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那双手上有一道浅浅的疤，是当年在某次销毁证据的时候不小心被碎纸机割的。她以为这道疤会跟着她一辈子，但来冰岛之后，疤痕在干燥的冷空气里慢慢褪色了，现在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来。
“因为你们赢了。”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打上来的井水，带着一股清冽的凉意，“我在网上看了那场庭审的报道。你当庭呈上导师涉案证据的那一段，有在场记者写了篇特稿，标题是《法律人的良心》。我读完那篇文章，在书店里坐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去给你们写了那封信。”
“为什么要等一个晚上？”
“因为要用一个晚上来想，到底想跟你们说什么。”薛紫英终于抬起头，直视着陆时衍的眼睛，“我用了二十年，才从你们故事里的反派，变成你们故事里的配角。这二十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给自己找借口上。直到我在庭审报道里看到你的照片——你站在法庭上，身后是苏砚，你面前是导师的辩护律师，你的眼神和我认识你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就知道，你从来没变过。变的人是我。”
书店里安静了很久。风铃声又响了，不是有人推门，是外面的风吹动了门楣上的贝壳。
苏砚放下咖啡杯，杯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薛紫英。”她说，语气正式得像是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在你写的那封信里，有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哪句？”
“‘我再也没有做过噩梦’。我想知道，你觉得这是原谅自己了，还是只是忘了？”
薛紫英愣住了。不是那种被问住的愣，而是那种被击中的愣。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又抿住了，目光从苏砚脸上移开，落在书架最上面那一排上。那里的书都是冰岛语的，她来了一年多，一本都看不懂。但她还是把它们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因为每次抬头看到那些看不懂的书，她就会觉得安心——在一个什么都看不懂的地方，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过去。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可能是忘了，也可能是原谅了。在冰岛，天黑的时间太长，长到你没有精力去想那些事情。你得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铲门口的雪，不然会死。当活下来变成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原谅不原谅自己，就没那么重要了。”
苏砚点点头，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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