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局有位老工程师，看了陆时衍带的资料和现场照片，说那棵银杏确实够格申报古树后备资源。树龄估摸在九十年以上，胸径超过七十厘米，根系发达，关键是位置独特，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他愿意出具初步鉴定意见，但后续认定要走程序，得三五个月。
“三五个月，拆迁队等不了。”陆时衍说。
“所以你们得拖。”老工程师是个明白人，推了推眼镜，“认不认定，是一回事。拖不拖得动，是另一回事。只要程序在走，有关部门就不敢轻易批移植。现在管得严，谁也不想担这个责。”
陆时衍心里有数了。他道了谢，出来给苏砚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把各自的情况一碰，决定分头行动：苏砚去市里找相关分管领导，陆时衍回律所连夜准备申请材料。银杏巷的拆迁公告刚刚贴出，现在是窗口期。过了这个窗口，等推土机开到树下，就什么都晚了。
当天下午，苏砚去了市政府。她在门外等了快两个小时，才被秘书领进去。分管城建的副秘书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容温和，说话滴水不漏。他听苏砚说完，先夸了她几句“有情怀”“有担当”，然后话锋一转：“苏总啊，城市发展就是这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规划是全市一盘棋，不能因为一棵树把整个项目拖住。当然，如果这树确实有保护价值，我们也会依法依规处理。这样，我让下面的人跟园林局对接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标准流程。
苏砚太熟悉这套话了。不拒绝，不承诺，不负责。每一个字都挑不出毛病，但合在一起，就是一层软绵绵的挡板。你推它，它晃一下；你收手，它又弹回来。她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软钉子没碰过？可今天，她偏不想就这么算了。
“秘书长，我不跟您谈情怀。我谈规则。”苏砚把一份连夜整理好的文件放到桌上，“根据住建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树龄在百年左右、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应当作为城市古树名木后备资源加以保护。这棵银杏树，周边居民的口述证言、历史照片、相关文献，都在这里。我希望能启动认定程序。在认定结果出来之前，请暂停任何施工行为。否则，我会向纪检监察部门和媒体实名反映。”
副秘书长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他拿起文件翻了几页，眉头慢慢拧起来，最后把文件一合，叹了口气：“苏总，您这是让我们为难啊。”
“我不为难任何人。我按程序办。”苏砚说，“开发商的利益重要，周边居民的记忆就不重要？我们今天拆掉的不止是一条巷子，是一个孩子放学回家找妈妈的路。您自己的孩子，应该也有这样的路吧？”
办公室安静了。副秘书长摘下眼镜，在桌上轻轻一放，身子往后靠了靠：“苏总，您说的事，我知道了。三天后，我给您一个答复。”
苏砚起身道谢。她知道这句“知道了”意味着有戏，但也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上面。她从市政府出来，天已经擦黑。街上车流如织，霓虹初上，城市像一台永不熄火的机器，把每个人的悲欢都卷进去，碾成薄薄的一层。
她坐在车里，给陆时衍发了条微信：有进展。回家说。
陆时衍秒回：等你。
晚上到家，苏砚钻进厨房，把泡好的粉条捞出来。陆时衍靠在灶台边，一边剥蒜一边听她说白天的事。说到副秘书长最后的答复时，他停了一下，说：“三天，足够他们做很多事。”
“我知道。所以我让孟晓渔把机器架到巷子里去了。从现在起，那棵树下二十四小时有人拍着。谁要在镜头底下动手，得先掂量掂量。”苏砚把辣子倒进小碗，泼上热油。刺啦一声，满厨房都是香气。
陆时衍点点头：“你那位导演朋友，倒是真的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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