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来买煎饼，吃了十八年。住巷尾的小刘两口子，刚结婚那会儿天天来，现在孩子都上初中了，还来。这煎饼摊不只是个摊，是这条巷子的钟表。拆了，钟就不走了。”
苏砚蹲下来帮他择韭菜。老赵看了她一眼，笑了：“你这么大老板，还会择韭菜？”
“我小时候住筒子楼，我妈在楼道里做饭，我帮她择过。”
“你妈做的饭好吃不？”
苏砚择韭菜的手停了一下。“不好吃。”她说，“但每顿都做。”
老赵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苏砚和陆时衍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一人手里捧着一碗从巷口酸辣粉店打包的粉。这家酸辣粉店开了十二年，老板娘是贵州人，粉条劲道，酸辣够味，比苏砚自己做的好吃——苏砚承认这一点用了三个月。小银在旁边的石凳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响，偶尔抬头看一眼头顶的银杏叶，嘴里嘟囔一句“好多蚊子”。
“我查了。”陆时衍放下碗，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区住建局的征收决定，程序上确实有瑕疵。根据城市规划法，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的片区改造，必须经过市园林局和规划局联合审批，并且要出具古树移栽方案和存活保证。这份公告里完全没有提这些。”
“所以可以起诉？”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走行政诉讼。但如果对方打时间差——他们公告里写着‘三十日内签约’，三十天之内如果大部分住户签了，征收协议生效，树就保不住了。”
苏砚放下筷子，看着头顶的银杏叶。夜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响，像无数只小手在鼓掌。她想了一会儿，忽然问了一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留这棵树吗？”
陆时衍摇头。
“当年我爸破产，法院查封了家里所有东西。房子、车子、家具，全被搬走了。我妈带着我搬到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搬进去那天，我妈哭了。我那时候九岁，不懂她为什么哭，因为我觉得新家挺好的——虽然小，但没有债主上门，也没有人骂我爸了。后来我妈不哭了，她擦干眼泪，带我去买菜。路过城中村巷口的时候，有一棵桂花树。我妈说，‘你看，这树多香。以前咱们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桂花树，你爸种的。后来树被挖走了，但你爸说，树挪了地方也能活，人也一样。’”
她停顿了一下，伸手接住一片落下来的银杏叶。叶子在她掌心躺着，像一把小小的金色扇子。
“我妈后来再也没提过那棵桂花树。但我一直记得。她说‘人也一样’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是认命了，又像是没认。我爸后来一直没起来，他垮了。但我妈的那句话，一直扎在我心里。树挪了地方能活，人挪了地方也能活。但如果树被砍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过来，覆在苏砚的手背上。她的手指凉凉的，掌心那片银杏叶被两个人的体温夹在中间。
“这棵银杏树，”苏砚接着说，“是这条巷子的根。你把它砍了，这条巷子就变成了地图上的一个名字，等再过十年，没人记得这里曾经有一条银杏巷，没人记得巷子口有棵两百年的大树。所有的记忆都会断。我留不住我家的桂花树，但这棵银杏树，我要留住。”
“那就留。”陆时衍说。
苏砚看着他，他的眼睛在路灯下泛着温暖的光，像两颗安静的琥珀。她忽然笑了一声，带着一点鼻酸的味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做的事，其实跟我爸妈当年一样。我爸想保住公司，保不住，但他保住了我妈和我。我现在想保住一棵树——”
“你保得住。”陆时衍捏了捏她的手指，“你连千亿AI帝国都建起来了，还搞不定一棵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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