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收回目光，继续把那个论点说完了。
晚宴在会场旁边的宴会厅举行。
苏砚换了一身墨绿色长裙，陆时衍还是白天的西装，小银被酒店托管的阿姨哄睡了，放在宴会厅隔壁的休息室里，有专人看着。夫妻俩终于能并肩站在一张桌子旁，各自端一杯酒，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
“你今天说得不错。”陆时衍举杯。
“哪一句？”
“最后那句。‘活着的优先级’。”
苏砚偏头看他：“那句话是你说的。”
“我知道。我夸我自己。”
苏砚轻轻踢了他一脚。陆时衍没躲，反而凑近了些，声音压低到只有她能听见：“你知道吗，今天台下有个人一直在看你。”
“谁？”
“那个欧洲议会议员。你讲第三部分的时候，他在笔记本上写了整整一页。”
“你怎么知道？”
“我读唇语读到的。”
“你还会读唇语？”
“不会。我猜的。”
苏砚瞪着他，三秒后没绷住，笑了出来。她最近笑的次数比以前多了很多，多到自己都有点不习惯。以前她的笑都是战术性的，在谈判桌上、在发布会现场、在法庭之外——目的是赢。现在的笑，有时候没什么目的，就是笑。
陆时衍看她笑，也跟着笑。两个人站在宴会厅的角落里，周围是喧嚣的交谈声和碰杯声，但他们的小世界里安安静静的，跟家里客厅没什么两样。
晚宴快结束的时候，苏砚去休息室看小银。小银睡得四仰八叉，小裙子翻到了肚皮上，一只脚从婴儿床栏杆缝里伸出来，悬在半空。苏砚轻轻把她的脚塞回去，又拉了拉裙子，盖住小肚子。
她站在婴儿床边，看了很久。
手机上有一条新消息，是孟晓渔发来的。孟晓渔就是那个独立制片人，苏砚和陆时衍的老朋友。消息只有一行字：“听说你在日内瓦演讲，小银也去了？我有个新的纪录片构思，回来聊。”
苏砚回了一个“好”字，收起手机。
她走出休息室，看见陆时衍站在走廊尽头等她。走廊很长，灯光昏黄，他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拿着她落下的披肩。西装外套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了，搭在臂弯上。
苏砚走过去。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伸手把披肩给她围上，动作很自然，像是做过一千遍。
“小银睡了？”
“睡了。脚都伸到栏杆外面了。”
“她像你。睡觉不老实。”
“我睡觉很老实。”
“你睡觉的时候会把被子卷走。我在法庭上都没吃过这种亏。”
苏砚裹着披肩，抬头看他。走廊尽头的窗外，日内瓦湖的夜色铺展开来，对岸的灯光碎在湖面上，一波一波地漾着。她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好——像一张照片。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
“陆时衍。”
“嗯？”
“我以前以为，赢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攥在手里。公司、专利、案子、判决——攥得越紧越安全。”
“现在呢？”
“现在觉得，能松开手的时候，才是真的赢了。”
她把手伸出来，掌心朝上，摊在他面前。陆时衍低头看了一眼，把自己的手放上去。十指交叉，握住。
走廊尽头，湖面的灯光碎成了无数片金色的鳞，一漾一漾地飘着。日内瓦的夜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动苏砚的披肩，也吹动陆时衍敞开的衬衫领口。两个人谁也没再说话，就那么站了一会儿。
站到走廊尽头的休息室里传来小银含糊的一声梦呓。苏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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