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她在书脊巷的老房子里，把沈砚舟送给她的那本《花间集》锁进书架最底层的抽屉里，然后坐在床边，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她那时候以为沈砚舟正在和新女友环游世界，以为他早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但事实上，他正在签一份卖身契。用三年的时间，换他父亲的命。用所有的误解和骂名，换一个她永远不知道的真相。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林微言问。这句话不是在问顾晓曼，更像是在问她自己，问五年前那个被分手的自己，问那个在书脊巷里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晚的自己。
“因为他不敢。”顾晓曼从档案袋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不是合同的复印件，而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纸张很新，日期是今年三月，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沈砚舟，诊断结果——中度焦虑障碍，伴有间歇性失眠。建议规律服药，避免过度劳累。
“今年三月份，也就是他回国之前。”顾晓曼说，“他不是回国追你，他是不得不在回国之前先把身体稍微养好一点。五年来他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时间还多。去年打赢最后一场官司的时候，他在法庭门口吐了。吐完以后擦擦嘴，继续回酒店开会。”
林微言把诊断证明拿起来。纸片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腕在发抖，抖得纸片簌簌作响。她放下诊断证明，两只手交握在一起，用力握着，像是要握住某种正在从指缝间流失的东西。
“顾小姐，”她说，声音终于不再平稳，像是湖面裂开了一道缝，底下的水正在一点一点涌上来，“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
顾晓曼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空还是蓝的，阳光还是亮的，但茶室里的空气似乎变重了，重到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
“因为沈砚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解释过。”顾晓曼说，“他不解释的原因有三层。第一层，协议不允许他说。第二层，他说了他父亲的真实病情，怕你更难受——你不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就能释怀的人，你是那种知道真相之后会更痛苦的人，因为你会为他的痛苦而痛苦。他不会让你承受这个。”
她顿了顿，端起咖啡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又放下。
“第三层，他说与其让你知道他是被逼的，不如让你认为他是自愿离开的。因为被逼无奈会让人心疼，而自愿离开只会让人恨。恨一个人，比心疼一个人更容易放得下。”
林微言低下头。她不想在顾晓曼面前哭。她跟顾晓曼不熟，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她不习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露出任何脆弱。但是眼泪不听她的。眼泪有自己的意志，一颗一颗砸在她交握的手指上，砸在那张医院的诊断证明上，砸在五年前那场她以为永远不会有答案的分手上。
“但是他现在在追你。”顾晓曼说，语气忽然变了，从一个冷靜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带有一点无奈的旁观者，“他用修古籍的理由，用旧书摊上偶遇的理由，用各种笨到不行的方式靠近你。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说他不敢——你看，这个人，在法庭上敢跟任何人对质，在你面前连一句解释都不敢。他怕你听完以后更不要他了。因为你知道真相之后，就不是恨他，而是心疼他。心疼，比恨更让人放不下。他怕你因为这个回到他身边，而不是因为你真的还爱他。”
顾晓曼把档案袋里剩下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有沈砚舟在飞机上的登机牌，密密麻麻攒了厚厚一叠，时间跨度从五年前到现在；有一张张汇款单的复印件，收款方是各大医院和药房；还有一本已经翻得很旧的笔记本，里面是沈砚舟的字迹，记录着他父亲每天的用药剂量和身体指标数据。这些东西摊在桌上，像一个被拆开的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每一层里面都藏着一个林微言从来不知道的沈砚舟。
“我跟你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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