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白浆，手搓不干净，只能用刷子一点点刮。
我有一次看见她蹲在那里刷裤脚，忽然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娘家。
她停了一会儿，说娘家也欠着钱。
这当然是假话。
她父亲早已去世，兄长在名古屋开诊所，虽然算不上富裕，养她一个人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她留下，大概只是因为我是她的丈夫，也可能因为她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被西园寺家的男人赶回去。
我那时仍旧很擅长把别人的选择解释成爱面子。
毕竟只要承认她是在陪我受苦，我便必须承认自己对不起她。
我还做不到。
……
头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想本家。
想得最多的当然是皋月。
那天晚上，我被藤田带人拖过玄关，鞋掉了一只，袜子踩在地上，全是雨水和泥。
她站在二楼回廊，怀里抱着一只熊，低头看着我。
我至今也说不清，那张脸上究竟有没有笑。
人到了最狼狈的时候，总会替自己记住一些更残忍的细节。
也许她只是站在那里，也许她真的让那只熊朝我挥了挥手。
可在我后来的梦里，她每一次都会笑。
我恨她。
我也恨修一。
最初在工地干活时，每扛起一袋水泥，我都会在心里骂他们一句。
五十公斤，从堆料场走到搅拌机需要四十七步，我一天大概要走一百多趟。
到了晚上，肩膀肿得连衣服都碰不得，于是我就躺在那间六叠大的房里，把他们从祖父那一代骂到皋月将来出嫁。
话说，皋月会出嫁吗？实在是想象不到那丫头嫁人的场景啊……
算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到骂得累了，也就睡着了。
这倒是治好了我时不时失眠的毛病。
……
工地上的人只知道我姓田中。
他们有时会问，我以前做过什么。
我的手不像从年轻时便干粗活的人，刚去时连绳结都打不好，搬东西却总爱指挥别人怎么放。
一个叫坂本的老工人看了我几天，认定我以前大概是小会社里的课长，犯了什么事才跑来做临时工。
我没有解释。
“课长”已经是那时的我听起来很体面的身份了。
坂本教我怎样用膝盖顶住袋底，怎样把重量从肩膀挪到背上，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脚手板有没有浮泥。
他说这些话时总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像是嫌我死得太快会拖累整组人的进度。
两个月后，一块没有固定好的木板从二层掉下来。
是他把我推开的。
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
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推门进去，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
负责人抬起头，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张开嘴，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
最后我只说，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
若把责任推给坂本，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我愿意替他作证。
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
结果并不光彩，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
他回来以后请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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