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凌晨四点十七分抵达边城小站，比时刻表早了十一分钟。

    陆峥是这趟车上唯一的乘客。列车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对这一站有人下车显然有些意外，一边给他开门一边嘟囔：“这站都半年没人下了，小伙子你是不是坐错了？”

    陆峥说没错。胖大姐又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不到两秒就移开了，大约是觉得这个人虽然年轻，但眉宇间有种不太符合年龄的老成，不像会坐错车的人。她没再多问，收了票，关了车门，列车重新启动，很快消失在雾气弥漫的铁轨尽头。

    小站的站台只有三十米长，一盏孤零零的日光灯挂在水泥柱子上，灯罩里积了一层厚厚的飞虫尸体，把原本就昏暗的光线过滤得更加朦胧。雾气很重，是从北边山口灌下来的夜雾，带着一股冰凉的土腥味，能见度不超过二十米。站台上除了一只正在睡觉的流浪猫和一台锈得不成样子的自动售货机之外，什么都没有。

    陆峥没有急着出站。他在站台上站了一分钟，安静地呼吸，让身体适应边城凌晨的空气。这里的空气和江城不一样——江城是湿的，黏的，带着江水味和汽车尾气的甜腻；这里的空气是干的，硬的，带着沙土和煤烟的气息，吸进肺里有一种粗粝的质感。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绘地图。地图是老鬼在档案馆里画的，画在档案袋拆开的牛皮纸上，用修好的那支旧钢笔。笔迹很淡，但每一笔都画得极其精准——小站的位置、出站后往东的路口、路口左拐遇到的第三棵白杨树、白杨树斜对面的废弃砖厂、砖厂后门对着的水渠、水渠尽头的碎石路、碎石路通往的那间农具仓库。三年前夏明远最后一次发回信号的地点，就在那间仓库的地下室里。

    陆峥把地图上那条通往仓库的路线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拎起帆布包，走出了站台。

    站外是一条土路，两边是低矮的民房，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偶尔有几声狗叫从远处传来，在雾里显得闷闷的。他沿着土路往东走，走到第一个路口左拐，果然看到了一棵白杨树——不是第三棵，是第一棵。另外两棵白杨树的位置在老鬼的地图上被画在了更远处，但现在陆峥放眼望去，前面除了光秃秃的荒地什么都没有。两棵树没了，只剩下两个新鲜的树桩，截面上还渗着汁液。树桩旁边的泥地上有大卡车的轮胎印，压得很深，说明砍下来的树干很粗很重，运走的时候连泥都翻了出来。

    陆峥蹲下来摸了摸树桩的截面。木质还很湿润，切口上的毛刺没有完全干缩，说明砍伐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他站起来，沿着卡车轮胎印往前走了一段，发现轮胎印延伸到了砖厂的方向。

    砖厂在晨雾里显出灰色的轮廓，像一头卧倒的巨兽。厂区大门敞开着，门上的铁锁被人用撬棍撬坏了，歪歪扭扭地挂在门环上。厂区里堆着半人高的碎砖垛和生锈的铁丝网，空地上长满了膝盖高的枯草，风吹过的时候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爬行。

    陆峥绕到砖厂后门，找到了那条水渠。水渠已经干涸了，渠底积着厚厚一层淤泥和枯叶。他沿着水渠走了大约十分钟，走到了那条碎石路上。碎石路是废弃的矿渣铺的，踩上去哗啦哗啦响，在凌晨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刺耳。

    农具仓库出现在路尽头。那是一栋红砖砌的老式库房，铁皮屋顶锈出了好几个大窟窿，墙壁上爬满了枯藤。仓库大门紧闭，门前停着一辆摩托车。车身上沾满了泥浆，但排气管还是热的——陆峥伸手在排气管上方探了一下，有明显的余温。

    有人比他先到了。

    陆峥没有直接上前。他退回到碎石路边的土坡后面，把帆布包放在地上，从包里摸出一副薄手套戴上，又从夹层里取出一把折叠刀别在后腰。然后他绕到仓库的侧面，找到一扇被木板钉死的窗户。木板朽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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