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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1720年和平的滋味像存放太久的奶酪——表面看起来完整，切开才发现里面已经蛀空。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的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交易所的反应堪称冷漠。曾经让欧洲颤抖的“太阳王”，在荷兰商人的账簿上，最终只体现为一条影响法国国债价格的条目。
“法国国债跌了三个点，”年轻的威廉在家族晚餐上报告，“因为市场担心新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财政能力。不过荷兰国债……纹丝不动。”
“为什么？”玛丽亚问。她四十九岁，研究所的工作让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疲惫，但眼睛依然明亮。
“因为我们的国债已经跌到没什么可跌的空间了，”威廉苦笑，“面值一百盾的债券，现在交易价三十五盾。市场定价已经包含了违约预期。”
扬二世听着孙子的分析，感到一种奇怪的抽离感。五十一岁的他，现在是家族最年长的男性，完全继承了父亲小威廉的航运公司，也继承了那份沉重的责任感。但世界变了——变得更快、更冷漠、更数字化。
“路易十四死了，”他说，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打了三代人的战争对抗他。祖父对抗他的军队，父亲对抗他的野心，我对抗他的……遗产。现在他死了，我们却负债累累。”
餐桌安静了。窗外，阿姆斯特丹1715年的春天来得犹豫，运河边的柳树刚抽新芽，但空气中依然有冬季的寒意。
卡特琳娜——玛丽亚的女儿，现在二十七岁，在莱顿大学担任哲学讲师——打破了沉默：“伏尔泰先生说，路易十四的伟大在于他让法国人相信他们伟大。荷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曾经伟大，现在不知道如何停止假装。”
尖锐，但真实。扬二世想起了父亲小威廉临终的话：“荷兰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生活还要继续。”问题是如何继续——当辉煌成了负担，当遗产成了债务。
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问题在和平时期全面爆发，就像战争时期被忽略的伤口在停战后开始溃烂。
1716年，一份匿名报告开始在阿姆斯特丹流传，标题耸人听闻：《东印度公司的账簿与良心：垄断如何腐蚀一个国家》。作者显然有内部信息，详细列举了VOC在亚洲的腐败：虚报利润、私吞货物、虐待劳工、甚至贩卖公司资产给私人。
扬二世第一时间拿到了报告副本——通过他的商业情报网。阅读时，他想起自己三十年前写的《东印度观察笔记》。那时他是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现在这份报告的作者（他怀疑是某个离职的会计或中级官员）有着同样的愤怒，但数据更详实，指控更具体。
“股价跌了多少？”他问在交易所工作的孙子威廉。
“报告泄露当天跌了百分之十，但一周后反弹了百分之五。”
“为什么反弹？”
“因为董事会宣布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并承诺提高分红，”威廉耸耸肩，“投资者关心利润，不是道德。只要香料还在运，钱还在分……”
“腐败可以忽略？”扬二世打断。
“腐败被定价了，”威廉冷静得让祖父不安，“VOC股票的风险溢价已经包含了‘管理不善’的因素。只要不彻底崩盘，投资者就接受。”
这就是新时代的逻辑：一切都可以量化、定价、交易。道德风险只是另一种金融风险，可以用更高的回报率补偿。
扬二世决定亲自调查。他约见了VOC的一位前财务官——现在破产了，因为个人投机失败。会面在阿姆斯特丹码头区的一家低级酒馆，空气里弥漫着变质的啤酒和绝望的气息。
“范德维尔德先生，”前财务官五十多岁，眼睛混浊，手指被墨水染得洗不干净，“您家族很早就退出了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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