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茨茅斯的战俘营期间，威廉六世有时间思考这些。战俘营条件尚可——英国人对军官还算客气——但屈辱感深入骨髓。更糟的是，他从新来的战俘那里听说，阿姆斯特丹的国债价格已经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国家破产了，”一个被俘的财政官员说，他是在前往法国求援的船上被截获的，“不是技术性违约，是彻底破产。政府连士兵的薪水都发不出，更别说造新船了。”
威廉六世在战俘营的墙壁上，用偷来的炭笔计算：荷兰海军剩余战舰数量 vs英国海军战舰数量；荷兰年度军事预算 vs战争每日消耗；荷兰国债总额 vs预计战后赔款。
数字不会说谎。荷兰已经输了，只是还没签字。
二、账簿上的革命
1784年，阿姆斯特丹
扬三世（第五代，威廉五世的堂兄，索菲亚的弟弟）坐在家族信托基金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的不是账本，而是一份《巴黎和约》的副本。条款残酷得像外科手术：荷兰割让锡兰和印度的一些贸易站给英国；同意英国军舰自由通过荷兰控制的航道；赔偿……一大笔钱，具体数字还在谈判。
但更让他心烦的是窗外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景象。战争结束了，但经济没有恢复。相反，因为战争期间英国封锁造成的损失，加上巨额赔款，荷兰的财政彻底崩溃。
他的姐姐索菲亚——现在六十九岁，依然主持着那个思想沙龙——走了进来，没打招呼就直接说：“他们来了。”
“谁？”
“爱国者党人。还有奥兰治派的暴徒。他们在运河桥那边对峙，可能很快打起来。”
扬三世走到窗边。远处，两群人举着不同的旗帜：一边是爱国者党的红白蓝三色帽，一边是奥兰治派的橙色绶带。口号声隐约可闻：“改革！民主！” vs“秩序！传统！”
“所以这就是结局？”他轻声说，“我们输掉了对外战争，现在开始内战？”
“历史老师说，帝国的崩溃总是从边缘开始，最后到心脏，”索菲亚走到他身边，“荷兰的心脏是阿姆斯特丹，而阿姆斯特丹正在分裂。”
分裂的不仅是街头。家族内部也在分裂。扬三世的儿子（威廉六世）还在英国战俘营，但女儿安娜嫁给了爱国者党的一位年轻律师，坚信“共和国需要彻底民主化”。而他的侄子（索菲亚的儿子）却在奥兰治派的民兵组织里担任小头目。
“昨天晚上，安娜和她表兄在我家客厅里吵架，”索菲亚说，“一个说威廉五世执政是专制的残余，一个说爱国者党是法国颠覆势力的傀儡。最后安娜说：‘至少法国人知道怎么革命！’她表兄回敬：‘然后知道怎么砍头！’”
扬三世苦笑。这就是1780年代的荷兰：输掉了外部战争，内部争吵如何分配失败的成本。爱国者党（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想要美国式的民主改革；奥兰治派（传统贵族、部分农民、保守加尔文主义者）支持世袭的执政威廉五世，认为只有强大中央权力能恢复秩序。
而真正的权力——金钱——正在悄悄溜走。扬三世这周已经处理了三笔资产转移：家族信托基金把最后一部分荷兰国债折价出售（损失百分之七十），将资金转移到汉堡的银行；两家长期合作的商行宣布把总部迁往伦敦；连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古老的交易员都在考虑退休后搬去瑞士。
“你在想什么？”索菲亚问。
“在想曾祖父老威廉，”扬三世说，“他在莱顿围城时，至少知道敌人是谁：西班牙人，在城外。我们的敌人在哪里？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我们自己？”
索菲亚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在整理伏尔泰先生的遗稿时，发现他一段未发表的笔记。他说：‘荷兰人发明了现代商业，但忘记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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