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需要信任；发明了宗教宽容，但忘记了宽容需要共识；发明了共和国，但忘记了共和国需要公民。’”
“尖锐。”
“但准确。我们变成了……账本上的民族。一切都可以计算、交易、量化。甚至忠诚，甚至原则，甚至自由。”索菲亚指向窗外的对峙人群，“现在账本破产了，我们不知道除了计算还能做什么。”
那天晚上，扬三世在家族账本上记录：
“1784年，《巴黎和约》签署。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我们失去了殖民地、舰队、尊严，还有……国家的共识。
爱国者党和奥兰治派在街头对峙，就像两个穷人在争夺一件破外套——外套已经遮不住寒冷，但他们只有这件。
信托基金完成了资产转移。不是不爱国，是务实：如果国家沉没，至少家族能幸存。这是范德维尔德家族一百五十年的智慧：在风暴来临前调整船帆。
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不是为失去的财富或权力，是为失去的可能性：荷兰曾经可以成为不同的国家——商业但不贪婪，务实但不庸俗，自由但不混乱。现在它只是……又一个衰落的帝国，内部争吵着如何分配残骸。
威廉六世还在战俘营。希望他回来时，荷兰还有值得回归的家园。”
三、法国人的礼物
1795年1月，海牙
安娜·范德维尔德-德弗里斯（第五代，索菲亚的女儿，爱国者党律师的妻子）站在海牙议会大厦的台阶上，看着法国革命军列队进入城市，心情复杂得像一杯没调匀的鸡尾酒：三分希望，三分恐惧，三分困惑，还有一分她不愿承认的羞耻。
法国人是“应邀”来的。更准确地说，是爱国者党流亡者（包括她丈夫）在法国组建了“巴达维亚军团”，随法军一同返回，要“解放荷兰，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但解放者穿着外国军服，骑着外国马匹，说着外国语言。
法军指挥官皮什格鲁将军宣布：“荷兰人民，我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暴政的象征——奥兰治家族——已经被驱逐！巴达维亚共和国今天成立！”
人群的反应分裂。一些人欢呼，挥舞着三色帽；一些人沉默，眼神警惕；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奥兰治派——已经逃离城市，或者躲在家里。
安娜的丈夫约翰尼斯从法军队伍中跑过来，拥抱她：“我们成功了！旧共和国结束了，新共和国诞生了！”
“以法国刺刀为助产士？”安娜忍不住问。
约翰尼斯脸色一沉：“有时候新生儿需要帮助。而且，这是荷兰人自己的革命——我们爱国者党领导的，法国只是……提供了便利。”
“便利，”安娜重复，“就像曾祖父时代，法国人‘提供便利’入侵我们，引发了灾难年。现在他们‘提供便利’解放我们。”
“这次不同，”约翰尼斯坚持，“这次是理念的胜利。自由！平等！你不相信这些吗？”
安娜相信。她在母亲索菲亚的沙龙里长大，阅读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但她也在家族账本里读过历史：理念很美，但实施理念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由普通人支付。
她望向街道。法军士兵正在议会大厦升起法国三色旗和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旗帜——相似但不相同，像学生模仿老师但没完全学会。
一个年轻法军士兵——可能不超过十八岁——用生硬的荷兰语对一个老妇人说：“夫人，您自由了！”
老妇人提着一篮土豆，茫然地看着他：“自由了？那土豆价格会降吗？”
士兵困惑地转向翻译。安娜走过去，用流利的法语说：“她问食物价格会不会下降。”
“哦，”士兵笑了，“共和国会解决一切！”
但共和国首先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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