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能改变些什么？

    风东二桥依旧横跨在江湘河上，桥面被更多车辆压得坑洼不平。桥头那家“老刘羊肉粉”的招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三层楼高的簇新建筑，贴着亮白的瓷砖，挂着巨大的、红底金字的招牌“东风大饭店”。五千平米，在义遵这小城，算得上气派。门口立着两个石狮子，憨态可掬，披红挂彩。玻璃旋转门锃亮，映出街对面杂乱的电线和步履匆匆的行人。

    饭店主做本地菜，和川菜风味，一楼大厅散座二十来台，红木桌椅，铺着浆洗得挺括的白桌布。二楼是十个包间，取名“顺意”、“吉祥”、“富贵”之类。三楼则是三个可打通也可分隔的宴会厅，专接婚宴、生日宴、公司年会等。饭点时分，人声鼎沸，杯盘碰撞，跑堂的服务员穿着统一的枣红色制服，像一尾尾灵活的鱼，在桌椅和食客的喧嚣中穿梭。

    孟江林就站在这喧嚣的中心，却又似乎游离于其外。

    他穿着合身的黑色西装，白衬衫，系着暗红色的领带。西装不算顶级面料，但熨烫得笔挺，衬得他肩线平直。三年时间，当初那个在桥洞下惊醒、背着红色塑料袋的瘦削少年，像抽条的竹子，猛地拔高了一截，肩膀也宽厚了些。脸颊褪去了最后一点稚气，线条变得清晰，甚至略显硬朗。最不同的是那双眼睛，不再是初来时的茫然无措，也少了在汽修厂时的隐忍倔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沉静底下，又藏着锐利的观察，像水底的礁石，不显山露水，却能稳稳托住水流。

    他是东风大饭店的大堂经理。前厅二十个服务员，两个领班，一个主管，都归他调度。从迎宾引座，到点菜传菜，再到处理各种突发状况，最后到客人抹嘴走人、结账送客，这一整套流程的顺畅与否，客人的满意与否，都压在他肩上。三年，从在后厨帮工洗碗、前厅端盘子擦桌子开始，一点一滴，他把自己像块生铁，投入这烟火蒸腾、人情百态的熔炉里，反复捶打、淬炼。

    第一次淬火，是拳头和醒酒汤。

    那天晚上，大厅靠窗的一桌客人喝高了。四五个男人，脸红脖子粗，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划拳声几乎要掀翻屋顶。起初还好，只是吵闹。后来不知因为一句什么话，其中一个剃着平头、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的男人，突然暴起，一把掀翻了面前的桌子！杯盘碗碟稀里哗啦碎了一地，汤汁菜叶溅得到处都是，旁边的客人惊叫着躲开。

    领班是个小姑娘，吓得脸色发白，壮着胆子上前劝，被那男人一把推开，差点摔倒。主管是个中年男人，经验丰富些，陪着笑脸说好话，递烟，承诺免掉酒水钱。可那醉汉不依不饶，瞪着眼睛，挥舞着拳头，嚷嚷着饭店的菜是猪食，酒是假酒，要砸了这黑店。旁边他的同伴有的劝，有的也跟着起哄，场面眼看就要失控。

    服务员慌慌张张跑到办公室：“孟经理！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孟江林正在看明天的宴席预订单，闻言立刻起身，脚步快而稳。“怎么回事？报警没？”

    “没……没敢，主管在拦着，那人太凶了……”

    孟江林摆手，示意她别慌，边走边快速问清了桌号、客人特征、冲突起因——其实没什么起因，就是喝多了撒酒疯。他走到大厅边缘，没立刻靠近，先观察了几秒。醉汉还在叫骂，唾沫横飞，手臂挥舞，几次差点打到上前收拾的服务员。其他客人远远看着，指指点点，有的已经露出不满，准备结账走人。

    孟江林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无谄媚的笑，也无畏惧的冷。他走过去，没看地上狼藉，也没看醉汉那张因酒精和愤怒而扭曲的脸，而是先对着醉汉旁边一个看起来稍微清醒点、正在拉架的同伴点了点头，然后才转向醉汉，声音不高，但清晰，压过了周围的嘈杂：

    “这位大哥，对不住，让您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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