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牙齿落了，写到眼睛花了，写到再也写不动了。可他先写不动了。他病了。病在床上，握着她的手，说：“我写不动了。你替我写。”她哭着说：“我替你写。你教我写。”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已经写得比我好了。不用我教。”

    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芭蕉叶黄了，竹叶落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和诗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钱家的媳妇，是钱廷枚的妻子，是钱廷枚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钱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钱廷枚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把钱廷枚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她在《和鸣集》中写道：

    “和诗楼上夜初长，孤灯照影自凄凉。旧日和君同砚墨，今朝独对旧时章。”

    和诗楼上夜初长——她一个人，站在和鸣楼上，夜太长了。孤灯照影自凄凉——孤灯照着影子，她自己凄凉。旧日和君同砚墨——从前，她和他在同一个砚台里研墨。今朝独对旧时章——今天，她一个人对着旧日的诗章。她写的不是诗，是她的命。她的命，从钱廷枚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里。停在了和鸣楼的书桌上，停在了那一叠没有人和的诗稿里，停在了那盏再也点不亮的灯里。她活着，可她的人已经死了。她的魂，跟着钱廷枚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写诗的躯壳。

    她是蕉园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间，杭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蕉园诗社。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女性诗社。诗社的发起人是顾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几位才女，包括林以宁、柴静仪、钱凤纶、朱柔则、冯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称为“蕉园七子”。她们定期聚会，在西湖边的蕉园里，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

    冯又令是蕉园七子中最擅长和诗的一个。她与人唱和，从不输人。林以宁说她“和诗如流水，随物赋形”，柴静仪说她“应和之捷，虽七步不逮”。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唱和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园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宁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静仪的那句“蕉园旧雨忆潺潺”，是顾玉蕊的那句“诗成不用纱笼护”。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

    她在《和鸣集》中写道：

    “记得蕉园初唱和，诗成击节共吟哦。而今人去诗犹在，独对残笺泪更多。”

    记得蕉园初唱和——她记得那年春天，她们第一次在蕉园里唱和。诗成击节共吟哦——诗写成了，她们击节吟哦。而今人去诗犹在——如今人走了，诗还在。独对残笺泪更多——她一个人对着残笺，眼泪更多了。那些女子，后来一个个地散了。顾玉蕊老了，林以宁病了，柴静仪嫁了，朱柔则搬了，毛安芳死了。蕉园诗社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湖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冯又令一个人，守着她的和鸣楼，守着那卷《和鸣集》，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在雨中走了很久。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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