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走到白堤，从白堤走到孤山。孤山脚下，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院门紧闭，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匾上的字已经被风雨磨蚀得只剩下几道淡淡的刻痕，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三个字——和鸣楼。我站在楼下，仰头望着那块匾，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滴在衣领里，凉凉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人，在这样的雨天里，站在这里，仰头望着这块匾，心里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我推开虚掩的门，走了进去。楼里空荡荡的，家具早已搬空了，只剩下靠墙的一张书桌，桌上落满了灰尘。墙角放着一架古琴，琴弦断了，歪歪地靠在墙上，像一位断了腿的老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我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的院子里，种着一株芭蕉，叶子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芭蕉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颗一颗的泪。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芭蕉叶，看了很久。雨丝从窗外飘进来，飘到我的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我忽然想起她写的那首《芭蕉》：

    “芭蕉叶上雨声愁，滴滴分明是旧游。记得当年同听处，绿窗人静月如钩。”

    芭蕉叶上雨声愁——雨打在芭蕉叶上，声音是愁的。滴滴分明是旧游——每一滴雨，都像是旧日的游踪。记得当年同听处——她记得当年和他一起听雨的地方。绿窗人静月如钩——绿窗下，人静了，月亮像一把钩子。她写这首词的时候，大概四十岁。他已经死了十年。她等了十年，等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雨，等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天，等来了芭蕉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可她还是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走到那张书桌前，伸出手，轻轻拂去桌上的灰尘。灰尘很厚，厚得像一层霜。桌面上刻着几行字，字迹很浅，浅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凑近了看，辨认了很久，才勉强认出那几行字：

    “和诗楼上，旧雨难寻。芭蕉叶上，泪渍成痕。”

    和诗楼上——她站在和鸣楼上。旧雨难寻——旧日的诗友，找不到了。芭蕉叶上——芭蕉叶上。泪渍成痕——她的泪，渍成了痕。她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针扎的疼，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怎么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没有推掉。她死了，石头还在。压在和鸣楼的书桌上，压在那架断了弦的琴上，压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压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

    我转过身，走到墙角，蹲下来，轻轻抚摸着那架古琴。琴面已经裂了，裂成几道深深的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琴弦断了，断了的弦卷着，像蜷缩的蛇。我试着拨了一下断弦，它发出一个沙哑的、破了的音，像一声叹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飘到我的耳朵里，飘到我的心里，飘到那些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最柔软的地方。她曾经用这架琴，弹过多少曲子？弹过《高山》，弹过《流水》，弹过《梅花三弄》，弹过《平沙落雁》。她弹给钱廷枚听，弹给蕉园的女伴们听，弹给和鸣楼的月光听。后来，钱廷枚死了，女伴们散了，月光还是那个月光，可她不再弹了。不是不想弹，是弹不动了。她的手指，再也按不住琴弦了；她的心，再也听不见那些曲子了。她只能把琴放在墙角，放在那里，让它积灰，让它生霉，让它断弦，让它和她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我在和鸣楼里坐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不急不缓，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把天和地纺在一起，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我靠着墙，闭着眼睛，听雨。雨声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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