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他教她读《诗经》，读《离骚》，读汉魏六朝诗，读唐诗宋词。他告诉她：“诗不在多，在真。真的诗，不用写太多，一首就够了。”她记住了。她记了一辈子。可她写的诗，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那些诗，藏在她的清芬阁里，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兰草图卷中，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改了又烧、烧了又写的旧稿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纸都皱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写的。她舍不得丢。

    她十七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姚孙棨。姚孙棨，字某，号某，是桐城诸生。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诗，懂她的画，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仲贤，你又瘦了”。她画了一幅兰草，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幽兰在空谷，无人亦自芳。不因风所撼，宁为雪所伤。”她读了，脸红红的，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兰草会一直绿着，那些诗会一直和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

    可她错了。

    婚后不久，姚孙棨病了。他的病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先是发热，然后咳嗽，咳血，最后卧床不起。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姚孙棨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生下一儿半女的春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十八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姚家的媳妇，是姚孙棨的妻子，是姚孙棨孩子的母亲——可她没有孩子。她连孩子都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她觉得自己欠了他，欠了他一辈子。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放在了画上，放在了方家的子侄身上。她的侄子方以智，从小丧母，由她抚育成人。她教他读书，教他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传给了这个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方以智后来成了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四大儒”。他在《清芬阁集》的序言中写道：“姑母方维仪，幼聪慧，长而婉娩。工诗词，善书画。年十七，归姚氏。不数月，夫子见背，姑母守节抚孤，备尝艰辛。然姑母未尝一日废吟咏。每于灯下，以诗词自遣。其诗清丽绵邈，有古人之风。余不忍其湮没，故梓以传世。”

    她读到这篇序言的时候，已经老了。她坐在清芬阁里，手里捧着那卷刚刻好的《清芬阁集》，看着侄子写的那几个字——“余不忍其湮没”，眼泪就流了下来。不是伤心，是欣慰。她欣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她的诗，留下来了；她的画，留下来了；她的侄子，也留下来了。她死了，可她的魂，还在。在那些诗里，在那些画里，在方以智的文章里，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

    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没有停，细细密密的，落在院里的荒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她磨了一辈子的墨，磨到墨锭都磨光了，磨到砚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可她还是磨。不磨，她写不出字；写不出字，她就会疯。

    我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屋里很暗，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墙上那幅兰草图卷上。我走到画前，凑近了看。墨色已经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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